周恩来与文物保护

中国历史悠久，文物广博，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为文物保护工作费尽了心血。新中国的文物博物馆事业是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极为薄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国伊始，北京只剩下故宫博物院和寄住在故宫午门的历史博物馆，而这两座博物馆的藏品，尤其是故宫的藏品，遭到了偷窃和流失，有不少珍贵文物流失境外，其他地方的文物流失和破坏情况则更为严重。周恩来就是在这样一个烂摊子的基础上，大抓博物馆发展事业、文物保护工作，使遍布全国各地的珍贵文物得以妥善保护。 重视敦煌文物保护工作 还在解放前，周恩来就十分重视华夏文物的保护问题。１９４３年，国民党政府出于国内外要求保护敦煌石窟艺术的呼声，不得已在敦煌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但只拨了少量经费和设置六七名工作人员。 解放后，１９５１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常书鸿等人把敦煌壁画摹本和出土文物拿到北京展出。展出之前，周恩来专程到展厅与常书鸿亲切交谈，从重庆相遇谈到现在工作人员的生活情况，并对展览的陈列、布置、说明、参观路线等一一作了具体指示。１９６２年９月，文化部得知敦煌莫高窟由于长年风化造成窟穴坍塌，壁画损坏严重的情况后，派出考察组对窟内崖壁作了全面调查，发现崖壁已有几十处裂缝，由于风化，落在崖头的危石使多处洞窟顶坍塌，如不立即进行抢修，窟内壁画彩塑有全部或大部遭受破坏的危险，情况十分严重。１０月１７日，文化部根据调查情况打报告给国务院，提出抢救性保护工程意见，申报经费２５万元。当时国家经济仍处在十分困难的时期，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十分重视，于１８日就作出指示："请计委在１９６３年度计划中加以安排，并于今年批准文化部在其经费中预拨１５万元。"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从１９６３年开始，对敦煌石窟进行了全面的维修加固工程。 制订文物保护法规 全国解放前夕，周恩来指示人民解放军在作战时要注意保护全国各地的重要文物古迹，如对浙江吴兴著名的嘉业堂藏书楼和太原城内藏有南宋雕刻碛砂版大藏经的普善寺，指示"特予保护，以重文化。"并指示中宣部编印一本《全国重要古建筑文物简目》分发给人民解放军各部，要他们在作战时注意保护。建国初期，在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及其后来的国务院会议上，多次将文物保护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讨论，从建立机构、培养干部到制定方针政策，对文博事业的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周恩来十分重视有关文物保护法规的制订，针对解放初期珍贵文物外流和在国内遭到严重破坏以及盗掘的现象，政务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如《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 ５０年代，周恩来到我国文物大省陕西省西安市视察时，对文博系统的同志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我到哪个地方都爱看文物，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可以了解这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收回《中秋帖》、《伯远帖》和《五牛图》 《中秋帖》是我国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献之的传世之作，《伯远帖》是王羲之之侄、著名书法家王导之孙王珣的传世之作，《中秋帖》、《伯远帖》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号称"三希"，法帖中，数"三希"传闻最广，影响也最大。乾隆皇帝当年曾将这３件法帖一并珍藏于养心殿西暖阁，为这３件墨宝专设"三希堂"，并重新装裱，乾隆皇帝加题"江左风华"４个大字引首，并在前后亲笔作了题跋和赞语，补画《古木文石图》，又命宫廷画家董帮达补画山水一段。民国初期，末代皇帝溥仪将《中秋帖》、《伯远帖》二帖带出宫，卖给了袁世凯总统府庶务长郭世五。"七、七"事变前夕，郭世五将二帖及李白的《上阳台》、唐寅的《孟蜀官妓图》、王时敏的一帖山水和蒋廷锡的《瑞蔬图》，以２０万块大洋卖至民间，后被典当给香港的一家外国银行。１９５１年秋，有人向国家文物局传递信息，抵押在香港某外国银行的《中秋帖》、《伯远帖》即将期满，英国官方欲将送往伦敦，并建议设法赎回。国家文物局就此事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恩来很重视，并于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５日作了关于购回《中秋帖》和《伯远帖》的批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唯烦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烦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抬高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所烦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香港银行与中南胡惠春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待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帖及伯远帖运入国境后拨还。"从批示中可见周恩来之细致、具体，这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来说，确实难能可贵。 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派王冶秋、马衡赴香港将《中秋帖》和《伯远帖》购回，交给故宫博物院收藏。 《五牛图》出自唐朝大臣、画家韩滉之手，该画问世后深受画界的赞誉，被称之为"画苑明珠"。历代文人、收藏家都视为珍宝。北宋时，《五牛图》被藏于宣和内府；南宋时又被转藏于皇家内府；元朝时期落到著名书画家、文学家赵孟頫手中，赵孟頫十分欣赏，三次为画作跋；明朝时则转到鉴赏家元汴手中；清代到乾隆帝那里，乾隆视为掌上明珠，将它秘藏于深宫。不幸的是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五牛图》被掠走，从此流失海外。后来香港实业家吴蘅孙买下《五牛图》。５０年代，吴蘅孙因经营不善濒临破产，为偿还债务被迫拍卖这幅画。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立即指示："不惜任何代价，设法购回。"１９５７年初，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书画鉴定家专程赴香港用巨款购回了《五牛图》。由于周恩来的及时安排，《五牛图》才得免流失异邦。解放后故宫先后收购和接受捐赠的２０多万件珍贵文物中，有一部分是先从故宫流散出去而后又收购回来的，其中有些国宝级文物是周恩来总理批准购回的。５０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十分困难，尤其是外汇极为短缺，周恩来总理不惜重金将这批流失国宝购回，使国宝失而得复，这样的功绩是无法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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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之舞者

万民哭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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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29 13:46 | 只看该作者

保留团城，中南海院墙后移 解放后，北京市进行了大规模的公路扩建和市容整修工作，这便涉及到古迹文化的保留问题，其中，位于北海的团城就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团城与它北面的琼岛建于金代，系人工筑成。团城两面临水，风景优雅，气势雄浑，金世宗曾在这里建造了大宁离宫；元代在琼岛上建造了仪天殿；明代重加修葺，改名"承光殿"，并改筑为砖城。团城和琼岛与北海诸建筑构成一组严谨的古代建筑群，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公路要扩建，团城又是古代建筑，于是，团城的拆留问题成为北京市政建设的一个难点。 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１９５４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周恩来总理亲自来到团城，他先环绕团城走了一圈，然后停留在团城制高点眺望北海的琼岛，研究其观赏价值。他不顾高温炎热，久久地注视着北海大桥上来往的车辆行人，足足有两个小时之久。观察时，他不停地与陪同来的同志交换意见，亲切地询问文物、城建、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的意见。最后他果断拍板：保留团城这一具有艺术价值和古文化风格的建筑，让南面的中南海院墙后移。这样，既保留了团城这一有价值的古建筑，又解决了交通问题。 为武昌农讲所旧址题字 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悬挂着一块红底金字的牌匾，上书"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这１９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是周恩来题写的。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于１９２７年，是大革命时期继广州农讲所后，国共两党合办的又一所培养农运干部的学校，毛泽东为该所３位常委之一，实际主持该所教务。农讲所于是年３月开课，６月１８日结束，为中国革命培养了８００余名农运骨干。全国解放后，湖北省武汉市拟在农讲所旧址开办纪念馆，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武昌农讲所于１９５８年２月开始筹建，下半年，我国对外友协与苏联合拍《伏尔加·长江》的影片正在武汉拍摄。对外友协武汉分会通知农讲所：这部影片的计划中有武昌农讲所的几个镜头，要求在旧址挂上正式而永久性的牌子。据此，农讲所筹备处于１１月２８日向市委宣传部提出为农讲所命名的报告，并建议：（一）其全称为："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二）请在武昌参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中央首长题写。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日，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写信给周恩来，请他为农讲所题写馆名。是月上旬，周恩来欣然命笔，题写了"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１９个字。字为竖排，并认真地写了两张，谦虚地说："你们认为哪个好就用哪个。" 关闭故宫和保护少林寺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秩序混乱，一片破"四旧"的呼号声，使文物保护工作受到极大威胁。鉴于此，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央于１９６７年５月颁发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各地有关部门据此及时采取措施，使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避免了损失。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街头"破四旧"的队伍四处打、砸、抢，一些古建筑、出土文物、传世文物首当其冲。在这紧要关头，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一个会议，会上作出关闭故宫的决定。８月１８日深夜，故宫博物院值班室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值班人员拿起话筒，里面传来"立即关闭故宫"的指示，这是周恩来布置下达的。随即，紫禁城东南西北四面厚厚的宫门关了。次日一早，神武门下冲来几大群红卫兵，他们个个怒气冲冲，大叫"开门"、"开门"。但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奉中央指示，故宫已关闭，任何人不得入内。此刻的红卫兵小将们尽管"革命豪情冲云天"，无奈故宫那高耸的宫墙和深重的宫门不可逾越，只乱呼一些口号离去。事隔几天，周恩来又派来军队守护紫禁城的四周。由于保护及时，使故宫这一历经几个朝代的现存的最大宫殿才免遭劫难。 文革期间，位于河南嵩山的少林寺也遇到与故宫一样的威胁。少林寺１９２８年被军阀石友三放火焚烧后，只剩下《五百罗汉朝毗卢》、《十三棍僧救唐王》、《锤谱》这３件珍贵文物和塔林了。１９６６年底，一群造反派来到少林寺，大嚷："这些壁画形象丑恶，宣扬迷信，为封建地主头子歌功颂德，要砸！砸！"、"和尚死了，竟敢建塔，明目张胆地为自己树碑立传，是可忍，孰不可忍，要砸！砸！"于是，这群人在寺内大砸大毁，将寺内建筑能毁的全毁了。然而，塔林十分坚固，他们砸不动，于是商量着要运炸药来炸。有人将情况报告到封登县委，县委又上报到省委，省委直接上报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恩来接到报告，立即下达了"制止炸毁少林寺"的明确指示，责成河南省公安厅负责解决，省公安厅迅速派出一批公安干警奔赴少林寺。当公安干警火速赶到少林寺时，情形已十分危急，"破四旧"的队伍已运来了一车炸药，埋满了塔林，只差点导火索了。塔林终于保住了。事后，少林寺的和尚们赞不绝口："总理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五次指示马王堆汉墓的保护工作 １９７１年冬，湖南省长沙市的部队医院挖防空洞时，发现有白膏泥，并向外冒气，点燃时发出蓝色火焰，因而估计可能是一座古墓。经考古工作者勘探，确认是古墓无疑，于是决定发掘，并将此墓编为"马王堆１号墓"。此墓于１９７２年１月中旬开始发掘，４月底发掘结束。发掘结果令人振奋，这是一座距今２０００多年的西汉古墓，有４棺、１椁，墓主系一５０岁左右的女性，尸体上面覆盖有两层衾被，身上穿有１８层衣袍，尸体保存十分完好，肌肉还有弹性。并出土有大量漆器、丝织衣物、陶器、竹木器、木俑、乐器、食品、中草药、竹简、帛画等。尤以丝织衣物为罕，保存较好的就有１００多件，完整的有５８件。由于当时是文革期间，一些机构尚不健全，对出土古尸如何处理，意见不一，有人说尸体不是文物，不必保存，竟将古尸在没有经过处理的情况下放在长沙市公园展出。２０００多年前的古尸竟如此完好，自然是天下奇闻，参观者人山人海。有人刮妖风散布说古尸的手能动，还能坐起来。一时间公园内水泄不通，挤伤踩伤了不少人。这事传到北京，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气愤，立即飞抵长沙，制止了古尸展览，并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７日，国务院值班室电话传达总理指示："湖南军区挖出不报告省委，更未报告中央、国务院，后来又人山人海，还有刮妖风的，出土尸身和衣著、帛文非变质不可。请告卜占五、李振军同志立即采取办法转移到冰室，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仍留湖南省博物馆。这是可以向群众说得通的，非当机立断不可。务请打电话去，速办勿延。"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王冶秋等人将古尸小心翼翼地送到湖南省博物馆，对古尸进行了消毒、防腐处理。为了对古尸开展全面的科学研究和更好地保护古尸，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１５日，王冶秋以国务院图博口的名义写报告请示周总理，拟对古尸进行解剖。周恩来很重视此事，于１１月３０日作了批示："王冶秋同志：请约有关同志和专家再议一次。如同意，即请提出一个工作小组名单，协助湖南省医学院进行报告中所提的或追加的各项安排和调度。"王冶秋当时提出的工作小组名单是：组长李振军、副组长王冶秋，成员有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副所长王仲殊、军事医学科学院刘雪桐、上海曹天钦、武汉武宗弼、广东郭景元，还有湖南文物博物馆和医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周恩来还指示请郭沫若也参与领导。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中旬，王冶秋和李振军邀请工作小组全体成员和专家云集长沙，共同研究对古尸的解剖工作。参加这次解剖古尸工作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医学院、中山医学院、武汉医学院的专家教授，由湖南医学院提出了古尸解剖方案。经会议的论证、修改和补充，安排极为周密也很科学。古尸是在岳麓山下的湖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解剖的，解剖之前对古尸作了爱克斯光透视，之后医学专家认真、细致地进行了解剖。解剖获得了成功，经解剖检验，查明这具尸体不仅外形完整，内脏器官也是完整的；主要病症尚可确认，从年代的悠久和组织结构保存的程度来说，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并查出了女尸死亡系生前患有多种疾病，胆绞痛引起冠心病发作所导致。解剖进行中，王冶秋多次直接向国务院请示汇报，得到了周恩来的指示和关怀，有两次是由郭沫若向王冶秋传达周总理指示。 解剖成功后，专家们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为古尸作防腐处理的指示，研制出代号为"一号配方"的防腐液，每隔７年添加一次。如今，已出土３０年的西汉女尸，完好如初地躺在湖南省博物馆的展厅里，专家们已更换了几次防腐液。女尸刚出土时皮肤为板栗色，如今皮肤逐渐变白，接近正常尸体的肤色。女尸内物质向防腐液中渗出的极微，且一次比一次少，表明女尸已几乎停止腐败过程。女尸解剖后，新华社准备发布有关马王堆汉墓女尸解剖的新闻稿，周恩来亲自过目了这篇新闻稿，看后特别关照："关于名词要改为通俗的话语，让读者能看懂。" 马王堆的出土珍贵文物从始至终都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得以保护的。１９７３年８月，考古工作者又在马王堆发现两座古墓，编为２号、３号，同年９月，国家文物局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湖南省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发掘方案"，周恩来仔细地审阅了这个方案，于９月２９日作出批示："此事请待王冶秋同志回京后，偕同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各地有关科研单位和医学科研及医务人员，前往长沙协助省委办理此事，并请文化部派科教电影制片厂、新影、总政派八一制片厂担任影片摄制工作。务期这次发掘工作，要取得比上次更多的成绩和收获。省委李振军同志任组长、王冶秋同志、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医学科学院、上海科研单位各出一人连同省委宣传部长张兰明同志为副组长，成立小组，订出切实可行而又不遭损失破坏的计划，经省委批准后再开始发掘。共２０多万元可以满足其需要，要预制一些设备和化学药品等。"周总理在繁忙中批示那么多，那么具体，可见是多么重视和关怀马王堆汉墓工作。 得到周总理批示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发掘二号、三号汉墓，收获甚大。二号墓主为男性，根据竹简、漆器上的文字、铜印、玉印，确定他就是第一代軑侯、汉长沙国丞相利仓，可惜的是该墓早期曾被盗过，骨骼已散乱。三号墓主也为一男性，３０岁左右，仅存骨骼。该墓的随葬品有１２万余字的帛书及兵器、丝织衣物、乐器、竹简、帛画等。尤其是帛书《周易》、《春秋事语》、《黄帝书》、《老子》、《刑德》、《长沙国南部图》、《驻军图》等，具有珍贵的科学研究价值。二号、三号墓的发掘，证实了一号墓墓主的身份，即长沙丞相利仓的夫人辛氏。根据专家们认定，这３座墓的墓主系一家人，三号墓主为利仓和辛氏的儿子。 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绩，是与周恩来总理的具体指示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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