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文物保护事业

>作者：曾自转贴自：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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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周恩来一贯重视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强调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必须同步地协调地发展。他认为，革命和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他在建国初曾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为此，周恩来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对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文化建设事业中，他十分重视保护和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他在指导文物保护方面所从事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所阐述的深邃思想，对于继承祖国文化遗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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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 周恩来深爱自己的祖国，也深爱祖国的文化遗产。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他到文物大省陕西视察时，就对文物博物馆系统的同志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我到哪个地方“都爱看这些东西，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可以了解这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在文化建设方面，周恩来十分重视民族形式，重视继承民族的文化遗产。他说：“我们要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文化，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用我们民族的形式，进一步创造我们民族的灿烂文化。”珍贵的历史文物，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最高代表形式之一。所以，周恩来一贯将文物保护工作看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他主持的国务院（先称政务院）会议上，多次将文物保护和古建筑保护问题提到议程上来讨论，对文物保护工作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亲自主持制定了有关文物保护的许多条例、法规和指示。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务院颁布的禁止珍贵文物出口的法令，１９６１年国务院一○五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单，以及以后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的指示》等。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周恩来就指示人民解放军在作战时要注意保护全国各地的重要文物古迹。１９４９年解放大军南下，５月７日，周恩来致信中宣部，明令要求前线解放军部队，对浙江南浔镇刘氏嘉业堂藏书楼和太原城内藏有南宋雕刻碛沙版大藏经的普善寺“特予保护，以重文化”。嘉业堂藏书楼位于浙江北部太湖沿岸，是清末民初的藏书家刘承干的私家藏书楼，其藏书多达６０万卷，形成相当大的规模，在江南一带享有盛名。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这座著名藏书楼其中的一批重要藏书，得以保存，后来刘家将这批藏书都捐给了人民政府。当时中宣部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专门编印了《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分发给解放军各部，要求他们加以保护，使著名的宁波天一阁、太原双塔寺等许多重要古建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得以保护下来。 建国初期，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百业待兴，各行各业都急需经费，特别是抗美援朝的军事开支，使我国的财政状况更加紧张。尽管如此，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国家仍不惜重金，将一批珍贵文物及时抢救回来。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从香港购回国宝级文物《中秋帖》和《伯远帖》一事。 《中秋帖》和《伯远帖》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和王珣的墨宝，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被历代收藏家奉为绝品。三件珍品中，《快雪时晴帖》为唐人钩摹；《中秋帖》为宋代的书法大家米芾的临摹本，可称是对王献之作品更富创造性的杰作；《伯远帖》则为真迹。自清乾隆年间，三件稀世珍品藏于紫禁城养心殿，号称“三希”。清朝末年，《中秋帖》和《伯远帖》流失宫外。１９５１年，两帖被人典在香港的一家外国银行里，年底当期将满，许多外国行家都在觊觎这两件珍宝。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１１月５日致函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及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明确指示要千方百计“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所需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香港银行与中南胡惠春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帖》及《伯远帖》运入国境后拨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经我有关单位多方交涉，两件珍贵的法帖终于收回祖国，现存故宫博物院，为国家一级文物藏品。在建国初期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收买这两件法帖的事实，体现了我党重视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和新中国的文物保护政策。以后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又专门组织文博专业人员走访调查遗失的重要文物。据统计，仅书画一类就从海内外抢救回来４０余件，其中包括著名的唐代韩滉的《五牛图》、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宋代马远的《踏歌图》等，这些都是极其珍贵的古代绘画艺术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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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 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势必涉及一些古迹是否保留的问题。例如北京的街道原来很窄，城内的许多牌楼已成为发展首都交通的严重障碍。当时，有人主张全部拆除，有人力主保留，一时意见分歧，形成主拆派和保存派之争。当时，亟待找到一种既能保护古代建筑，发展民族建筑艺术，同时又能适应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基本建设需要的两全其美的良策。面对这个难题，周恩来用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提出要正确对待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提倡辩证地看问题。针对建筑形式民族化问题，他说：“我国建筑事业虽有古代许多优良的建筑成就，但目前看来还是落后的，应逐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究竟怎样才是合乎理想的民族形式，并没有定型。因此，在建筑艺术上还需要研究摸索”。他提出要反对两种偏向，“一种是单纯地追求美观的铺张形式，另一种是保守的复古形式。”针对市政建设与保留古迹的关系问题，周恩来１９５３年在一次政务会议上说：“我对文物问题很感兴趣”，然而面对今天大规模建设事业，“假使在保存历史文物问题上主导思想不一致，北京的都市规划就会遇到问题。”怎样才能达成共识？归结到一点是不能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而要坚持辩证地看问题。周恩来又说：“保存文物和民族文化遗产，就要使其发扬光大。我不是说我们要前进，要发展文化，就不保存文物，不要民族文化遗产。不是的，我是强调要推陈出新。”“不加选择、不加分析地保存文物，不仅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周恩来认为：“保存文物一定要跟我们的发展结合起来。完全孤立地去看，不去看发展前途，至少是一种局部的、眼前的看法，不是全局的、长远的看法。”只有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能使古代文物传之久远，对全人类的文化有所贡献。 根据会议的精神，北京街道上严重妨碍交通的牌楼陆续拆除了，其中有一定艺术价值的迁移到另外的地方加以保存。１９５４年扩建北海大桥，有人提出拆除古建筑团城，另建新桥，路面拉直的意见，但有人坚决反对。为此，周恩来亲临现场，与古建筑专家一道考察研究，认真听取文物工作者和专家们的意见。位于北海南端的团城，始建于金代，名为“仪天殿”，明代重新修茸，改名“承光殿”，并且改筑成砖城，与北海建筑群联成一体，是一座很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物。当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周恩来提出保留团城，让团城南面的中南海的围栏迁移，马路向南扩建的意见，这一决定既解决了交通问题，又保护了重要古迹。 拆除牌楼和保留团城，一拆一留，体现了周恩来对文物保护工作既反对“凡古即保”的复古主义倾向，也反对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周恩来在保存古建和发展建设两者关系上的辩证思想，给文物保护工作以明确的指导。文物部门根据这一精神制定了“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 的工作方针。 正是因为新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遵循了这一方针，一些著名历史文化古城，如西安、洛阳、开封、南京等的许多古代建筑，在发展城建的同时才得以完好地被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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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之舞者

万民哭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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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29 13:44 | 只看该作者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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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 我国是世界上地面文物留存下来最多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然而，由于文物系统资金短缺，许多重要古建筑年久失修，破损毁坏严重，有些因得不到及时抢救和修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周恩来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对重要古建筑的修复工作给予高度的重视。他在有关会议上，多次强调文物保护的意义，指出：保存古代文物一定要为人民着想，不仅要为今天的人民服务，而且要对后代子孙负责。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注下，一批重要文物古建筑得到及时地挽救。抢修敦煌莫高窟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莫高窟始建于公元３６６年，后北魏、隋、唐、宋、元各代都有兴建。窟内保存下来的壁画和彩塑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敦煌莫高窟不仅是我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也是世界文化的宝库。然而，历经１０００多年，因地震、风化造成的坍塌和损坏，洞窟数由唐代的１０００余窟，减少到现在仅存４８０多窟，且有很多是不完整的。１９６２年９月，文化部组织莫高窟考察工作组，对窟内崖壁作了全面的调查，发现崖壁已存在几十处裂缝和风化、坍塌等严重损坏情况，且病害仍在继续，窟内壁画彩塑有全部或大部遭受破坏的危险。１０月１７日，文化部党组根据调查情况给国务院总理打报告，为保证窟内壁画和彩塑的安全，提出了抢救性的保固工程意见，申报经费２５万元及水泥木材等施工材料。周恩来在报告申报的第二天就作出明确批示：“请计委在一九六三年度计划中加以安排，并于今年批准文化部在其经费中预拨五万元。”人们都知道，１９６２年时，我国国民经济还十分困难，国民经济调整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对抢修莫高窟经费给予特别批准，足见他对文物事业的高度重视。 周恩来对古建筑修复工作的重视，还可以从他在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７日在爱国华侨陈嘉庚关于保护黄帝陵建议信上的批示中看出。陈嘉庚到西北访问时，看到黄帝陵无人看管，被损坏荒废，建议对此等民族历史遗迹“宜加保护、修饰”。周恩来在批示中写道：“黄陵应明令保护和修整”。在现存的文献档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周恩来对文物保护所作的若干批示和指示，这些批示，无不浸透着周恩来对祖国文化遗产无限热爱和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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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首当其冲、破坏最严重的是文化部门，文博口成为破除“四旧”的重灾区。周恩来在千方百计维系国民经济运转、尽量减少运动造成的损失的同时，为在文博系统顶住运动的冲击，保护国家重点文物，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准备冲入故宫破“四旧”，当晚立即召开会议，作出关闭故宫的指示，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第二天，红卫兵要冲故宫，工作人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劝阻了红卫兵，使故宫这座举世瞩目的文化宝库逃过了劫难，未遭损坏。除故宫外，河南的少林寺、杭州的灵隐寺、山西五台山古寺以及山东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等一些极其重要的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都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保护下来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建筑单位受极左思潮影响，不再考虑保存古建筑问题，施工中挖出古墓也不予保护。１９６８年北京修建地下铁道，施工指挥部提出拆迁建国门古观象台的方案。这个观象台始建于元代，重建于明代，台上有浑仪、简仪等古代大型天文仪器，台下建有紫微殿、漏房等古建筑群，国家文物局要求地铁改线。周恩来虽处在非常时期，但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坚持不变。他在文物局的报告上批示：“这个天文台不要拆，看绕过成不成，有什么困难，写个报告来”。这座当今世界上保存天文仪器最早的古天文台就这样被保留下来。１９６９年山西侯马兴建５０２厂，在施工中发掘出东周奴隶殉葬墓，中央文革、国务院批示山西省革委会：“有关墓葬的保护问题，同意只清理现场……墓葬做成模型，不必就地保护。”这个报告送周恩来签发时，周恩来将“不必就地保护”一句修改为：“也可考虑……保留一二座有代表性的奴隶殉葬墓现场不变，以利进行生动的阶级教育。”这一个修改，表达了周恩来保护国家文物的良苦用心。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各地在基建施工和人防工程施工中发掘出一批重要古代墓葬，出土了相当一批世界瞩目的珍贵文物。如：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葬出土的罕见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以及先秦诸子的著作残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一具保存完好的古尸以及十分重要的帛书《老子》和古佚书《经法》、《战国纵横家》等；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出土了大批极为珍贵的兵马俑；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的秦始皇时期的法律竹简，等等。当时，全国都处于政治大动乱之中，极左思潮严重泛滥，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如果没有周恩来的直接关注和及时指示，这些珍贵文物很可能遭到损毁，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周恩来关心指导马王堆汉墓中的文物保护，是让人永远不能忘记的。１９７２年长沙市郊马王堆发现一座西汉大墓，历经两千多年，墓中一具女尸仍保存完好，实属世界考古史上所罕见，然而，却不为当时现场发掘的人们所重视，没有及时报告。当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他深知此次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重大意义。立即于６月１７日让国务院值班室电话下达指示：批评湖南军区负责人，此事不报告省委、中央和国务院，现场又人山人海去围观，出土尸身和衣著、帛文，非变质不可。要求“立即采取办法，将墓中女尸及随葬品转移到冰室消毒、防腐，加以化学处理。强调此事须‘当机立断’，‘速办勿延’。”１１月３０日，文博口领导小组为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作出全面科学报告，呈上书面请示，要求对女尸实行病理解剖。周恩来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告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约有关专家‘再议一次’，如同意解剖，请协助湖南医学院进行各项工作的安排和调度。”１９７３年４月，在审看马王堆汉墓女尸解剖新闻图片说明时，还特别指示：有关名词要改为通俗的话语，让读者能看懂。７月１７日，再次对王冶秋所送关于古墓女尸解剖新闻报道稿批示：有关科研座谈会的报告，可登专门刊物，并附解剖照片。在马王堆汉墓的整个发掘、保存和宣传过程中，周恩来先后多次指示，对这次重大考古工作给予极其周密细致的指导，这在极左的年代，对文博口的工作无疑是极大的支持。 １９７１年７月２１日，郭沫若鉴于“文化大革命”中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致信周恩来，提出举办出土文物展览，以扩大宣传和影响的建议。２６日周恩来即批复同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此后开放的故宫内举办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型出土文物展，在当时的文化和文物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１９７２年前后，周恩来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各项工作出现了转机。正是在这样一种契机下，文物博物馆事业开始走向复苏。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７日，周恩来在接见国务院文化科教组负责人时就针对文化出版工作中存在的“左” 的倾向提出：不能割断历史，“不要因人废文”；强调要贯彻“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在这次会上，他就整理和重新开放中国革命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谈了中肯的意见。 １９７２年２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中国陆续同大多数西欧国家以及北美的加拿大、南太平洋地区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让西方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利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遗产沟通同这些国家的友谊，周恩来首先提出组织一些重要出土文物到国外办展览的意见。他亲自审阅了第一批赴英法展出的全部展品目录。１９７２年９月，中日建交后，又连续几次组织赴日本“中国出土文物展”，受到日本国民极大的欢迎。１９７３年８月，我国组织首次赴美国文物展，周恩来非常重视，对展出的方案和时间都作了详细的批示：可设想两个方案，一是提供美方两套展品图录，由其选择；二是另搞一套展品，专为去美洲的，次序是加、美、墨、南美友好国家。现已在日、法的展品，可分别专在亚、澳和欧、非展览。正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短短几年内，中华文物精品在世界十几个国家一展风采，为传播友谊，推动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和经济上的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下，费尽心血，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批国家重要文物、古建筑和古迹，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发挥文物的作用，对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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