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恩来哲学思想中“和而不同”的思维取向

风之舞者

论周恩来哲学思想中“和而不同”的思维取向<BR><BR>米镇波   王昊<BR>（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300071）<BR><BR>    近年来学术界在周恩来哲学思想及其精髓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应该肯定的是，周恩来的哲学思想对其实践活动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对此学术界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以外交方面为例，有学者指出：“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中国人办外交的哲学思想。”[1]具体到形而下的革命实践及新中国的国家建设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究竟对他的实践活动有何指导意义？这是学术界目前和今后所要探讨的重要内容。<BR>本文认为，在周恩来一生的革命与从事建设的实践活动中，他奉行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方法，而在他所从事的这些活动背后，则蕴涵了周恩来较为深刻的哲学思想，“和而不同”的哲学观便是其中之一。所谓“和而不同”，其实原是形容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子百家对学术文化的热烈争鸣而形成的文化现象。从表面看“和而不同”是形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尽管在学术渊源、学术观点、政治主张上各有不同，但能在学术交流上，保持各取所用、各有所长的百家争鸣传统。究其本质，这一文化现象则表现为：<BR>1、“强调和谐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冲突则既不代表世界的本来面目，亦无根本意义”。<BR>2、“走向整体的和谐既不是各个要素之间的简单雷同，也不是通过要素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和冲突”，而是“先掘发冲突与对立中含有对偶结构，然后进而掘发对偶性结构中蕴涵的互补性与互生性。”[2]<BR><BR>一、“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BR><BR>辨析“和而不同”中的“和”与“同”，以及“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等哲学概念，是研究周恩来哲学思想的关键。表面上讲，“和”与“同”二字似乎含义相近，其实，“和”所具有的内涵较“同”更多一些。因为多种多样的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共同处于同一稳定的环境中，而且各种事物仍能保持它们各自原有的面貌及属性，这种状态才可以称得上“和”。如果各事物抹杀了各自的特殊性，而共同处于一稳定的环境之中，那么就无所谓“和”，而成为“同”。由此看来“和”所具有的内涵及辨证色彩，显然大于“同”。<BR>许多周恩来研究者在挖掘周哲学思想及本质的时候，目光所及之处多在于探讨周恩来哲学思想中的“求同存异”这种思维取向，而较少谈及他“和而不同”的思维取向。以周恩来之统一战线思想为例，许多研究者着重强调周在中国革命及建设过程中，尤其是革命时期，他在中共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上坚持的“又联合又斗争，求同存异是统一战线的根本策略原则”[3]这一说法。提到“求同存异”的实质时，则指出“求同”是努力寻求统一战线中各方的共同点；“存异”是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统一战线中存在各方互相尊重客观事实，客观条件，一时间做不到的事情，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能强求一致。具体到统一战线的内部各方，有些基本矛盾，不是短时期内能解决的，只有存异，不能强求，只有努力去创造条件，待实际成熟加以解决。“求同”与“存异”的辨证关系是，“求同”不丧失立场，“存异”也不放弃斗争的手段，但有一定的让步成分。<BR>但是，在统战工作中，只运用“求同存异”的思维取向，对一个卓越的统战领导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回顾历史，周恩来从旅欧期间，经历大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他的确灵活运用着独到的统战方法团结多数，以诚相待，广交朋友。无论是在与国民党，还是在与其他政党或团体的交往中，确实做到了不卑不亢，求同存异。不过，若做进一步考察则又会发现 “和而不同”才是周统战思想的核心与基础，这是因为，在这种思维取向指导下，展开统战工作不必一味的坐等时机的到来。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尽己方所能展开所能及的工作。在同一环境中，尽管合作各方在某些合作方面各有保留，但并不因只为“求同”而来，“存异”并不意味着在不能合作的领域无所进展。<BR>

风之舞者

比较“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可见两者的某些相同和相异之处。在这两个概念中均可以总结出如下相同点：它们均要求人们在处理事物时，1、寻求共同基础；2、保留分歧点；3、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而相异之处则在于：“求同存异”在调节各方面关系时注意使用，1、耐心说理，促成各自让步；2、努力找出其他方案和手段加以解决。而“和而不同”的内涵则表现为，在“和”的前提下，事物之间联系加强了，但绝不会消除各自的特点。尽管“求同存异”中具有一定的让步原则，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有“抹杀”事物各自特色的性质。所以说，周恩来哲学思想思想是以“和而不同”作为核心与基础的，而“求同存异”则是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的底线。或者也可以说，“和而不同”在周的哲学思想中具有形而上的意味，而“求同存异”则是被具体化的工作方法。考察周恩来的哲学思想与其实践活动，不难发现“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二者间的抽象与具体之分，“和而不同”是其哲学思想的灵魂，“求同存异”是其实践活动的指导。<BR><BR>二、周恩来哲学观的形成<BR><BR>周恩来出生在江苏淮安一个封建仕宦家庭，其早年的生活环境和成长背景较为特殊，自幼受到生母与嗣母爱护与抚养，中国传统女性的仁慈和礼让等优秀品质对周恩来人格的塑造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是蕴育他“和而不同”哲学观形成的一个重要道德因素。此后，在周所受到的后天教育中，他接触了诸如儒、道、释、西方进化论和共产主义理论等或东或西，或传统或现代的思想文化观念。游学日本及欧洲后，周恩来进一步了解并系统学习了共产主义理论[4]，对于这些文化观念，思想理论，周恩来都以“求真”的态度加以推求比较。不能否认，这些思想观念对于周的哲学思想之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中，周恩来接受传统哲学思想始于其青少年时期，除了受到儒家哲学思想的熏陶之外，旧时代的人们又很容易受老庄思想影响，周恩来自然也不能例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读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后，1916年周恩来于南开《校风》上发表了《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一文，对道家学说和进化论推崇备至，认为两者“实一而二、二而一也”。道家的主张是“遵进化之轨，循天地之经”的“生存常道”，进化论“使人民咸知人我以形躯而分，生死以强弱而判”[5]。由此又不难看到，周恩来是十分注意世界先进思想观与民族传统文化观联系的。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情感上，在理智上也有所体现。旅欧求学其间，逐渐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周恩来，便已经注意到：共产主义对于人生道德问题不能用一种方式来主张，又认为：实行共产主义的手段则当应时制宜。1921年，周自伦敦给表哥陈式周写信。于信中，当谈到中国应效法英国，还是俄国革命方式时，周再次表达了他的“和而不同”观：“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6]。周恩来的这种“天性富于调和”的内质，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哲学观和方法论。<BR>不过，就传统文化范畴而言，对周恩来人格形成影响程度最深、时间最长的还是为儒家文化，儒家的“中庸”之道对周“和而不同”哲学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他在 1912年的《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提出，学生要深究而悉讨“圣贤书籍”，“成伟大人物”，并要受“完全教育”；教师要“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要注重道德教育”[7]  。1916年《我之人格观》由推崇“最初之志”对于人一生的影响进而谈到有志青年应造就起“圣贤人格”，认为“人格之选就，端赖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超之。处世接物，苟不背乎正理，则良心斯安，良心安，人格立矣。”[8]此语中包含了很多复杂深刻的儒学义理。1916年《诚能动物论》的核心主题是发挥《礼记·中庸》有关诚与物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触及到儒学甚为关键的“仁”的概念和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之境”、“和平之途”[9] 。推崇陶冶完美人格是世界进化的关键，是实现大同世界的生脉，是深契儒学内圣外王义理的。其实，这些反映了周恩来在为人处世方面的独到思想。从周的早期文章中，不难发现他是要通过了解客观事物的规律，明白社会人生的道理，以此作为出发点，来确立人生的走向。这些似乎与儒家中庸义理中的“正名”相符合，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可行。欲立人则先立己，不依附别人，又可以为别人做榜样，这也是保持“和而不同”的先决条件。<BR>

风之舞者

周恩来“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有其深刻的民族文化根源，他在南开学校的作文中，能把赫胥黎的竟争说与老子的退让说结合而为一，称之为退让竞争论，其实已经表明他“和而不同”的思维取向已渐趋成熟。小到个人，大至社会，从细微的思想不同到宏观的文化冲突，都有一个如何共处的问题。兼容并蓄才能推陈而出新，和合而新生。<BR><BR>三、“和而不同”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活动<BR><BR>在中国现当代外交活动中，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始终具有现实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高度概括，它超越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本质上体现了“和而不同”的精神所在，在“和”的基础上搁置争议、化解矛盾，从而达到和谐的目的，这是周恩来哲学思想与外交思想的完美融合。<BR>“和而解”是解决国际关系中矛盾冲突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非爆发式的方式能够保持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相对平衡与稳定，同时也能够避免或化解矛盾冲突所造成的破坏。重视“和而解”，体现了一种博大的道德情怀，以“和而解”为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反映出道德价值取向。同时，也表现出周恩来，乃至中华民族在道德方面的宽容但不失原则的高尚一面。<BR>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或是社会集团，与其它国家或社会集团都有着不同的特殊利益需要；双方之间人和利益矛盾都可以引起双方的直接或是间接的冲突，由此又都可能危害到冲突双方的现实及长远利益，从而导致双方关系的恶化，更为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危及到第三国，乃至更多国家的利益。各个国家必须直面这些不可避免的各种利益冲突，进而才可能解决矛盾，相互妥协，从而维持自身，即本民族、本国的生存与发展。<BR>一般来讲，解决国家间矛盾冲突的方式，无非存在着：1、武力解决，这可能导致三种后果，即灭人之国，强行剥夺他国民众的利益；或者被他国所灭，本国民众被剥夺利益；或者因为不惜一战，而导致两败俱伤。2、两国或社会集团，相互妥协，以合理的方式满足各自利益而维持国际关系的平衡，国家间保持双边关系的和谐。<BR>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国政府就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准则。这一准则的提出，其中蕴涵了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智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哲学思想在中国政府早期的外交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恰是周恩来“和而不同”哲学观的具体体现。具体分析这五项原则，可以看到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之中自然包含了“和”与“存异”这两种哲学思维取向，但是，如上文所言，在国际关系中，各个国家必须直面、正视不可避免的各种利益冲突，进而才可能解决矛盾，相互妥协，从而维持自身，即本民族、本国的生存与发展。这就要求各个国家在处理外交关系时，需要保持一个“和”的心态，需要一个以“和”为指导的准则。各个国家不可能在诸多方面一味求得一致，即求得“同”，所以说“和而不同”应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真正精髓所在。<BR>　　在中国“和而不同”的思想起源很早。自周代起就有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概念，孔子曾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世界万物，丰富多彩，不同生和，和孕着不同。这才是和与不同的辨证关系。张载对相争与相和也曾有过，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说法。总的来说，和解是一个大趋势。又如《中庸》中所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而这恰恰是周恩来的“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在中国，20世纪60年代社会舆论的主流是斗争论。人们斥和而不同的“均衡论”为“庸俗机械论的和反辩证法的理论”，是孔德、斯宾塞，杜林、考茨基、波格丹诺夫的理论。这个时期，周恩来在处理中、苏、美、日之间的关系时，均采取了寻求均衡求得稳定的非常现实主义的立场。这种均衡论是周恩来留给后人较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均衡论就是“和而不同”论。中国哲学取其他民族的哲学也当然不同，有其特有的民族性。它浓缩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等。简言之，浓缩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特有传统。中国人的民族性是外圆内方，宽以待人，保留自己的个性，容许他人的不同。历史留给中国人的是“和而不同”的哲学思维，历史也证明了它生命力的长久。<BR>

鸾飞凤舞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