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张劲</P>
<> 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难度极大，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难度更大，因而文艺界一度曾有难越“五老峰”（即老题材、老故事、老人物、老主题、老手法）的说法。“五老峰”确实难于跨越，但又必须跨越，一旦有所突破，便会柳暗花明，别有天地。所以，仍有不少有志之士坚持在“五老峰中修栈道，三家巷里铸华章”（“三家巷”，喻指小说诗文创作、歌舞音画创作、戏剧影视创作），敢于迎难而上，开拓创新。电视剧《周恩来在贵阳》（以下简称《周》剧便正是这样一部勇探新路，具有审美个性的华彩乐章。<BR> 这种特征集中表现在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上——周恩来的崇高党性、伟人风范被刻画得光彩照人。周总理1960年来贵阳，本是南亚访问前的短暂小憩，然而他却把休息地变成了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地。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勤政为民的先锋榜样性；关心百姓疾苦，以身作则，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坚定的革命性；坚持原则讲政策，勇于正视和纠正自身工作中的缺点、失误的光明磊落的品格；依靠和带领群众，战胜困难的艰苦奋斗作风的优良传统等等，都在剧中得到了较真切反映。<BR> 周恩来虽是伟人，但不是神。他既有伟人之志，也有常人之情。《周》剧既不神化伟人，制造现代迷信，也不迎合当前的某类时尚，故意地将英雄、伟人世俗化。创作者在凸现人物崇高党性的同时，还生动地表现了周恩来和普通人一样的鲜活人性。伟人之志与常人之情的结合，党性与人性的统一，使周恩来的形象显得更加血肉丰满，可敬可亲，富于魅力。比如，他替自己的父亲答谢当年的房东一家，不但与邓大姐亲赴青岩古镇，而且还帮助房东恢复祖宗牌位，并对“天地君亲师”作了新的精辟阐释。特别是在几组人物关系的设计上，观众也可见创作者的匠心。比如，对党外爱国人士杨满河，突出的是周恩来待友的“诚”字；对犯错误被撤职下放劳动的吕明，突出的是对党内干部要求的“严”字；对老百姓和基层工作人员，突出的是对民众的“亲”字。三者之间，构成了潜在的艺术张力，然而贯穿起来，又凝聚为一个大写的“爱”字。<BR> 除中心人物周恩来外，其他人物形象，虽着墨不多，却也不乏精彩之处。比如，基层干部班常生，宁肯自己挨饿，也要省下粮票协助农业科技人员；种花农妇韦大娘，念念不忘要送兰花给总理，甚至在暗中自发地充当了保卫人员……许多琐事细节，一经挖掘提拣，便闪耀着普通劳动者的人性光辉。这不但对周恩来形象的塑造，起到了绿叶映红花的作用，而且也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的主题。<BR> 《周》剧是一部很讲求艺术品味的作品，它坚决地远避了“主旋律”作品可以放松艺术要求的误区。创作者善于用诗性的眼光观照生活，用诗意的诉求编织艺术。由于追求的是以小故事写大人物的艺术构思，而不是追求大事件、大冲突、大场景、大制作的宏大叙事，因此它采用了平民化的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的选择，既是出于对创作资源的优化使用（周总理来贵阳毕竟只有三天，且主要史实就是访问干部群众），也与周恩来享誉于民间的“平民总理”的美称相契合。平民化叙事，不是降低了艺术水准，相反，倒是提高了创作难度，因为它要用相对平实而不夸饰的手段打造出耐人观赏的作品。为了“出戏”，剧中自然少不了虚构的人和事，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严格遵循历史逻辑的前提下，可以放胆设计情节故事，做到“不必实有，只求会有”，仍不失艺术的真实。<BR> 为避免平民化叙事容易产生的视域狭小的弊端，创作者还注意了在时间维度上的拓展（通过寻找杨满河，去黔灵山参观张学良、杨虎城囚禁处，会见老区群众等情节，连结起“西安事变”，红军“四渡赤水”等历史记忆）；也注意了在空间维度上的拓展（通过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电话联系的镜头或画外音，将60年代初全国自然灾害的严重情况和国际风云变幻的压力，化作剧中的现实背景）。这样纵横延伸，虚实交替，远近错杂，丰富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增加了作品的思想厚度。画面构图，并不追求浓烈、刺激，其总体色调是明快中夹着凝重，素洁里透出清新。秀丽的花溪山水，古朴的青岩小镇，与周恩来美好的人格情操，相映生辉，既没有让景物成为外在于人物的装饰或点缀，也没有让人物成为宣传地域风光的道具。整个叙事节奏，不乏散文的从容，也有着诗歌的紧凑，有人称之为“散文诗”风格，当不是溢美之词。然剧中诗味，不是那种大开大阖、波澜壮阔的“史诗”味，而是散发着淳厚的、细长的人情味儿。因此，《周》剧给予人的审美享受，不是强烈的冲击与震撼，多半却是“润物细无声”的滋润与感动。</P>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科院</P> |
发表于 2005-12-13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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