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

>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记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杨振德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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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炜；金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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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r870513]图为杨振德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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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阴沉着，浓雾笼盖着清晨的重庆。 　　在红岩嘴路上，一群人正向着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走去，他们是去赴杨振德女士的葬仪的。灵堂设在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楼下，两边墙壁上挂着挽联，大厅里坐满了等待公祭的来宾，有的低头哀思，有的默默流泪，有的在心里静读那一条条白色挽联上如泣如诉的感人悼词。往日繁忙紧张的办事处小楼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肃穆。此时，正值1940年旧历11月18日。 　　人们怎么能不怀念啊！杨振德女士，不仅是邓颖超同志慈爱的母亲，也是八路军办事处所有同志的可敬可亲的母亲。她那痛恨腐败、追求光明、奋斗不息的生涯，为许多革命同志所了解，在人们心目中，她更是一位在我们民族遭受危亡的时代，从惊涛骇浪中锻炼出来的无畏的女性。 　　一、从仕宦之家走向社会 　　杨振德，曾用名宝峰、梦醒，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的一个仕宦家庭。祖父是位经商的大业主，家盛富有。膝下的几个儿子则弃商为仕，读私塾，想通过求学得到一官半职。杨振德祖父死后，儿辈们不懂得经商之道，靠遗产过日，只顾吃喝玩乐，挥霍无度，最后把家业折腾光，破了产。 　　弟兄几人中，要算杨振德的父亲还有些出息。他好交友，颇有正义感，同情侠客讲义气，好打抱不平。他有三个女儿，两个先后去世，振德成了独生女，父母亲对她十分宠爱，从小让她读书，不轻易许配人家。振德童年时，父亲将她过继给亲妹妹——振德的姑妈去抚养。后来，姑妈要将年幼的振德许配出去，父亲听到非常生气，日夜兼程走了100多里路，赶到妹妹家，竭力反对，将振德又带回到自己的身边。 　　振德的父亲思想开明，不主张女儿早婚，他反对旧习俗，如看不惯妇女缠足等等。所以当放足的新思潮一来，女儿积极响应，父亲便同意振德放足，使女儿少受了许多委屈和痛苦。父亲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影响着振德幼小的心灵，使她萌生了寻自由、求解放的热望。 　　随着家业破产，父亲在长沙流离失业，只得带着全家到广西谋生，在政府里谋得一名小官，以微薄的收入维持一家温饱。不久，父亲去世，只剩下她和母亲住在南宁。又过了不久，母亲也过早地去世了，振德只身一人安葬了最后的一位亲人，那时她仅仅14岁，便孤寂地走上了无依无靠的社会，步入了一条布满荆棘、风雨飘摇的独立奋斗的人生之路。 　　一位仕宦之家的弱女子，她所踏上的是一条怎样的人生之路啊！ 　　二、以自强自立为本　她始终是独立的 　　杨振德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腥风血雨的年代，一个妇女要在社会上独立生存是相当艰难的。但是，她深深地懂得，妇女要自尊自爱首先要自强自立，无论多么困苦，她都决心以自己的劳动来维持清苦的生活，不接受别人的帮助，不依靠别人生活，任何困难都没有减低她自强不息的勇气。 　　振德幼时就酷爱读书，祖父因吃错中药致死，父母便希望她学习中医，既可为己，又可救人。到了青年时期，她进入社会，奋发研究医学，渐渐地能够给人医病，便以此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其它如历史、地理、文学、珠算等，也都是自己刻苦学习的，因而丰富了知识，有了求生的本领。 　　振德25岁时，与一位死了妻子、有三个儿子的广西武官邓庭忠结了婚。邓庭忠当时任广西南宁镇台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振德作了镇台夫人。但她清醒地知道，上等的荣华富贵和有权势的丈夫都是靠不住的，最可靠的是自己。婚后，她仍然学中医，继续深造，给当地群众施医3年。每天都有人来请她看病，官员夫人们，朋友们，贫穷的百姓们有病都愿请她诊断，疗效很好。她在医学上的造诣逐渐提高，在朋友和民众中赢得了较高的声望。一位妇女，不依仗丈夫的高官厚禄去过享乐的生活，而以自强自立为本，这在当时封建的旧中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04年，振德生了一个女儿，取名邓玉爱，学名文淑，这是她的独生女。在玉爱出生不久，家里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原因是丈夫重男轻女要把女儿送给别人，这对杨振德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她豁出性命进行抗争，用一个女子、一个母亲的最大力量，反抗这个黑暗社会给人们铸成的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她拿着菜刀对丈夫说：“你要把女儿送人，就先杀掉我！”后来事情总算平息下来。但这件事，使她更加认识到，一个妇女，必须要有一种本领，就是当她受到欺辱的时刻，能够始终是独立的，她应当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尊严。自此以后，她便把女儿看作掌上的明珠、生命的瑰宝。 　　文淑3岁时，振德的丈夫因与上司关系不好，借口回家扫墓，自由离职，到云南昆明另找事作。谁知被人向朝廷告发，说他犯有欺君之罪，结果被流放到新疆充军3年。朝廷是不能违抗的，诏书一到，就得启程。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振德不能带着年幼的女儿随夫充军。她强忍悲恸，将所有的首饰衣物，变卖成200两白银，给丈夫作为途中的盘缠。谁知从此便与丈夫永别了。当3年充军即将期满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丈夫在新疆暴病而死的噩讯。振德为丈夫的死无限哀伤，为自己和孤儿的恶运无限哀伤，她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了！她没给女儿披麻戴孝，只给她在鞋上包了一块白布，以示祭祀。为了母女的生存，为了把爱女抚养成人，她横下一条心：纵使千辛万苦，也要自食其力；任凭风吹浪打，也要宁折不弯。她要带着女儿走一条中国人应走的路！ 　　三、颠沛流离中寻找真正的归宿 　　杨振德对女儿的爱是非常深沉的。但她除了伟大无私的母爱，没有任何财富来供养女儿，她得整日价带着女儿去奔波，颠沛流离中她们相濡以沫。 　　广西不能谋生，她就带着女儿到广州谋生，半年后又转到了上海。在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她行医挂牌，由于不依仗那些地头蛇、头面人物做靠山，看病的人寥寥无几，难以维持生活。但她宁可变卖衣物，也决不向邪恶势力低头求助。 　　当她们的生活实在无着落时，丈夫的一位朋友前来接济她们，想把她们接到昆明去供养，她不愿寄人篱下，婉言谢绝。正在困难的时候，丈夫前妻的三儿子，从天津来信说给她找到了职业，她信以为真，带着女儿来到天津，结果受了骗，仍无工作。正好碰到河南老乡办的长芦育婴堂需要医生，她便到那里谋职。育婴堂供给她们母女食宿，每月还给10元零花钱。那时文淑刚读初小，才六七岁，母亲便让她同孤儿一道，在育婴堂开办的编织厂里干活，学习编织绣花，织毛巾。这样，女儿每日也能挣得6个铜板。后来，振德转到天津的一个戒烟所里当职员，每月可得30元钱。不久，戒烟所关了门，她便又失了业。 　　民国初年，经张星华女士的介绍，杨振德来到北平一所平民学校任教。这所坐落在北京南横街的学校专收穷人的孩子，这里的教师没有工资，只尽义务，但提供食宿。平民学校是由主张革新的社会党人陈翼龙办的，教职员大多是同盟会会员和社会党党员，思想比较进步。他们创办这所学校，主要是为了掩护社会党的进步活动。教职员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社会主义问题，学校成为一个政治活动重地。办学的方针，则是根据男女平等的原则，对男女学生一视同仁。在当时，这样的学校，确实是一个创举。如果说，杨振德过去在失业、寻业中奔忙，是为了抚育爱女找生活出路，现在，她便开始有了新的追求。她每天被革新的潮流所激动，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报刊和书籍，接受新的思想，幼年时萌生的寻自由求解放的火苗又燃烧起来。当时在该校读三年级的邓文淑，时常听到母亲对时局的议论，听到她对大同社会的描述，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启蒙教育。 　　革命风云瞬息万变。平民学校刚办半年，袁世凯实行帝制，对革命党人进行了血腥镇压。刚从南方回来搞革命活动的陈翼龙被袁世凯逮捕了，杨振德和其它20几名教职员参加了对陈校长的营救，但陈翼龙最后还是被袁世凯所杀害。杨振德参加政治活动的勇气大增，她不怕受到牵连，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参加了革命党同事们为陈校长收尸安葬的壮举。 　　学校被反动当局查封后，她带着女儿回到天津。为使女儿能继续读书，她同时在四个家庭里任家庭教师，但收入很少。这时正值署假，为了多得一点收入，更主要的是为让女儿学一点技术，以便将来结了婚不会受婆婆及丈夫的欺辱，能自食其力，她把仅有的30元钱积蓄买了一架机器学织毛巾，终日辛勤劳作，一月可挣30元。以后，因交不起一般学校的学费和书本费，她带文淑去报考了师范学校，那时报考师范有年龄限制，只得为文淑多报了两岁，文淑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这样，杨妈妈住在别人家里教书，女儿住在学校里读书，母女俩每星期六才能相会，那短暂的相会，曾给她们母女带来了多少温暖和愉快啊！ 　　年轻的邓文淑，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女师读书时正值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她参加了革命斗争的行列，改名为邓颖超。在天津女界，在学生运动中，16岁的邓颖超成了一位知名人士，她在街头慷慨陈词痛斥反动当局的演讲，曾使许多群众感动得流泪。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邓颖超称得上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战士。杨振德看到女儿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女性，心中无比高兴。多少年她苦熬苦作，不就是为了能使女儿这一辈人挣脱祖辈母亲们经受的苦难，奋斗出一个光明自由的新时代吗？念女师以后，颖超用功过度，身患肺病，一直不很健壮，她仍边学习边参加革命活动。在那些岁月里，杨妈妈支持女儿的活动，关心女儿的发展，她是怎样担忧着时局的变化，国家民族的存亡，又是怎样揪心女儿的安危啊！ 　　此时此刻的杨振德，再也不是孤独漂泊中一位迷茫的寡母，象她的女儿邓颖超一样，她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拴在了人民革命的战车上。 　　四、满怀豪情去迎接雷霆和阳光 　　在与人民水乳交融、与革命息息相通的奋斗中，杨振德抨击不合理的旧制度，追求革新，但她决不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她的政治节操象铜铸一般坚硬。 　　她反对封建迷信，不怕鬼神，谁说哪间屋子有鬼，她就搬进去住。早年颖超父亲在世时，曾提出让女儿缠足，怕长大嫁不出去，杨振德说：“我就是不要我女儿缠足，不要我女儿嫁给守旧的人物。”她反对旧婚姻制度，主张婚姻自主。 　　邓颖超与周恩来在五四运动中相识，并逐渐了解，但只是一般的友谊。周恩来赴法国留学的两三年里，与邓颖超互相通信才加深了感情。恩来同志从欧洲写信向颖超求爱，并且要求尽早得到她的答复。这时，邓颖超与母亲商量，杨妈妈说等回国以后再定，并无干涉和反对之意。后来恩来同志不断来信催问，邓颖超按照自己的主张作了答复，对此，母亲表示了默许。她不愿女儿再受老一辈婚姻不自由的痛苦，同时相信颖超和恩来在并肩奋进中建立起来的深情厚意，能够经得起时代风云的考验。 　　1924年，天津反动当局镇压革命民众和进步人士，邓颖超被反动派通缉。后来组织上决定她离开天津去广州工作，那时恩来同志已经回国到了广州，但他们二人却忙于革命，顾不上谈自己的婚事。直到1925年他俩才结婚。同年10月，杨妈妈也来到广州，但她不愿靠女儿女婿生活，也怕牵扯他们的精力，于是她仍然自谋职业，在广东省梅县中学担任地理、历史教师，后来又在广州执信中学担任学监。她经常到学生宿舍巡视，一天夜晚她碰伤了眼睛因而落下残疾。在女儿、女婿的再三相劝下才辞去工作。 　　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就在周恩来去上海领导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日子里，邓颖超在广州快要临产。广州当局也发动了“四一五”事变，捕杀共产党员，杨妈妈带着颖超偷偷地去了市内一家私人产院，不幸的是，入院后颖超难产，婴儿也无救。幸好这家医院主治医生王德馨女士是一位基督教的老修女，出于人道，把她们母女转移隐藏在后院一间偏僻的小屋内，向外宣布产妇已经出院，不知去向，这才侥幸应付过了搜查和追捕。主治医生每天派一名心腹护士给邓颖超母女送水送饭。后来时局越来越紧，党组织派陈铁军同志通知她们立即离开广州，当时颖超刚刚能下地走动，经王医生打听好去上海的轮船，才在王医生和护士的帮助下，她们母女化装出院，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因事先已与恩来同志约好，到上海后立即登报找他，于是报上出现了找“伍豪”的启事，大意是：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见报后希速到旅馆来。恩来同志天天注意报纸上有无消息，见到启事后便立即派人来接颖超母女。 　　到了上海，周恩来、邓颖超的工作一度转入地下，杨振德妈妈便在党的地下秘密工作机关，安了一个伪装的家，以行医为名，掩护党的工作。她为来往的同志诊病治疗，还为党作了其它一些工作。她关心时局的变化，对北伐战争由衷地支持，对人民的胜利充满信心。由于党的地下工作机关几度遭到破坏，她严守党的纪律几经转移，有时和蔡畅同志的母亲蔡妈妈在一起，有时同夏之栩的母亲夏娘娘在一起，躲避敌人的盯梢和搜捕。她独自一人曾住在杭州尼姑庵，有时也到朋友或同事家借宿，直到1934年5月间，党组织才把她接到瑞金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她给战士们治病，有时亲自熬药，她为同志们日夜操劳，大家都被她那公而忘私的精神深深地感动。 　　这年8月，邓颖超患肺病吐血，高烧不退，组织上只得让杨妈妈来服侍治疗。一个月以后，中央决定长征，组织上决定邓颖超作为伤病员用担架抬着参加长征。1934年10月10日，身患重病的邓颖超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北上了，母女二人依依惜别，坚强的母女谁也没掉一滴眼泪，只在心里默默地互相祝愿，她们不知道何时还会团聚，但彼此都深知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革命征途上有雷霆，也有阳光，她们却是那样满怀豪情，意气昂扬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五、一身正气，一片丹心，一往情深 　　1935年长征胜利结束，从一张报纸上邓颖超看到了母亲被捕的消息。那时在陕北根据地无从打听情况，西安事变之后，才从白区来的同志口里得知，杨妈妈同许多同志一道，被关押在江西九江反省院里。 　　红军从江西中央根据地长征时，组织上决定让杨妈妈等同志向地方转移，她转移时在南昌附近不幸被俘。当时江西的反动头目顾祝同下令：俘虏中有周恩来的岳母，一定要抓活的，送到司令部长官部来。到了南昌，反动派很快把扬振德送到了九江反省院，从此，她开始过着被拘留的生活。不久，反省院流行伤寒病，连院长的侄子也染上了，经西医治疗无效。院长知道杨老太太懂中医，便让她试治。先让她给犯人服中药，果然病情减轻，院长这才要她给侄儿下药。于是她成了反省院的义务中医，给犯人、看守及其家属们治病。 　　在三年拘留生活中，她时刻担心红军的命运，对革命前途一往情深，一片丹心。敌人对她软硬兼施，丝毫不能动摇她的革命信念。在监禁中她还不忘宣传革命，她对顾祝同派来的年轻看守，讲革命道理，鼓励青年多读鲁迅的书。当谈到在中央苏区的感受时，她说：“你们没到过苏区，没有亲眼看见他们的革命行动，当然百闻不如一见。他们那种艰苦斗争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气概，简直把个人一切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们在那种被围困着的环境之下，能上下团结，与士兵同甘苦，战士们深明大义，知道闹革命是为了救国救民……。”她还怀着钦佩的心情说：“象我女儿邓颖超现在那样的革命行动，简直和当年求学时代，大不相同，我真佩服他们。为了革命，经受那么多艰难困苦，吃的是粗米淡饭，无油缺盐，穿的是粗布破衣、麻草鞋，骑马奔驰在那崎岖不平的山林道路上，简直不顾个人的一切生死安危……。”杨妈妈无限深情地赞颂那些革命志士，她自己也以同样豪壮的气概和行动，鼓舞着监禁中的难友们。 　　在反省院，不管敌人怎么审问，她都镇定自若，不失气节。反动派劝她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写信，让他们不要再当共产党，杨妈妈义正词严地说：“儿女之事，如今老人家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的儿子不是也参加了苏联共青团，他不是也管不了他的儿子吗？” 　　1937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国共谈判，提出释放被捕的政治犯，需有人出保，才能释放。杨妈妈不愿连累别人，对敌人讲：“我无亲无故，没人出保，你们要放就放，不放就算！”直到反省院关了门，她才最后一个被放出来。后来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中得知，杨妈妈出狱后住在江西九江一个尼姑庵里，便去看她，并将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正在北京西山养病的邓颖超。以后，侵华日军进逼九江，占领了芜湖，人们纷纷逃难，党组织想方设法把杨妈妈接到武汉。那时，邓颖超已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一天，邓颖超开会回来，传达室同志告诉她说，“你母亲来了，在你的房子里。”邓颖超惊喜若狂，一口气跑到房间，见母亲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前的圆椅子上。久别重逢，母女二人紧握双手，不知说什么好，欢乐激动的泪花在眼里闪动。她们彼此谁都不去诉说离别之后经历的困苦和艰难，母亲受过的许多罪和她表现出的勇敢，多是颖超后来从别人那里听说的。在杨妈妈的心里，颖超虽是自己唯一的爱女，但已不是慈母襁褓中的婴儿，她已长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母亲懂得，女儿如今已属于更广大的人民，对于人民革命的诚挚无私的爱，才是最博大永恒的啊！ 　　1939年武汉形势紧张，杨妈妈同武汉的工作人员一同转移撤退，几经周折，1940年才到重庆。在重庆，杨老妈妈不能和女儿住一起，而是住在山上的红岩村，邓颖超和周恩来有时去山上看望她。后来恩来同志的父亲也接到那里居住，大家对两位老人十分照顾。过去几十年，杨妈妈从不告诉女儿自己的生日，她认为生日并不重要，一个人只记住自己没有多大价值。到重庆之后，颖超才知道母亲生于1876年8月。于是老人家生日这一天，邓颖超和周恩来给她送去点心表示祝贺。杨妈妈在重庆生活并不宁静，除了进出防空洞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还要随时应付时局的变化。蒋介石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红岩办事处更不安全了，杨妈妈便去了贵阳居住，1940年颖超陪恩来同志从莫斯科治病回来，才把她又接回重庆。 　　几十年劳累成疾，杨老妈妈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了，加上环境险恶，老人家经不住折腾，终于病倒了。她高烧不退，但不让告诉相距一里多路的女儿，她知道女儿有病，工作又很繁忙。一天，女儿去看她，她说：“小超，我要去‘老家’了，你不要难过啊！”女儿知道母亲已生命垂危。经组织商议，决定把老人家搬回办事处来住，当警卫战士们用椅子抬着她回办事处时，问她感觉怎么样，她连连说，空气真好。她高兴极了！她的一生曲折坎坷，东奔西跑四海为家，没有家庭生活，这一回，她能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在亲人们的爱抚中死去，她感到快慰。她一身清苦，死时仍穿着那件旧棉袄。临终还对同志们说：“我是不重要的人，你们不要为我忙了吧！”1940年，旧历11月18日，她终于安然地离去了。 　　在重庆工作过的许多同志，都知道恩来同志同邓大姐的母亲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诚挚的感情。她的去世，使恩来同志很难过，他站在不住地流泪的邓颖超身边，两个人肩并着肩，站在杨老妈妈的遗体前默哀了很久很久，他们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在场的同志看着这一切，都不由得落下眼泪。 　　在重庆办事处，悼念祭礼在极其浓重的悲壮气氛中举行。《新华日报》上发了讣告，追悼会上，熊瑾玎代表办事处同志致祭文：邓母志洁行芳，思想前进，性情刚强。早入社会，艰苦备尝；自食其力，毋怠毋荒，或执教鞭，或施歧黄，稍有所得，不敢或蔽。抚女入学，教女有方，引女自立，训女周详。救援志士，尽力相将。追随革命，曾坐监房，不惧威胁，不畏风霜，法庭传讯，慷慨激昂。意志坚决，孤处浔阳，江西迎迓，欢跃无疆。日寇来袭，虽老不慌，关心国事，无日或忘。方期寇败，得睹安康，岂料一疾，遽尔云忘。回溯往昔，悲痛异常。爱备花果，敬献灵旁。呜呼哀哉尚享！ 　　这悲切豪迈的悼词，概述了杨振德坚毅奋进、高风亮节的一生，寄托了革命同志对杨老妈妈的无限敬佩和深深的怀念。追悼会之后，100多人的长队，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带领下，随灵柩向重庆小龙坎伏园寺葬地哀进。 　　邓颖超同志每当回忆起母亲时说：“我妈妈是一位平凡的妇女，慈祥的母亲，她的一生是很曲折坎坷流离的一生。她具有独特的性格，反对一切封建习俗，追求进步，想往大同世界，有助人为乐的精神。自强自立，勤奋阅读，深研医术。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1958年11月，遵照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嘱，将恩来同志父亲的遗骨和邓颖超母亲的遗骨火化就近深葬。1984年6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又将骨灰迁葬于“红岩公墓”，以志纪念。 　　几十年已经过去，如今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们以崇敬的心情回忆悼念杨振德的一生的时候，叙说不出她有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她的一生是普通的平凡的。但她的精神又是那样伟大而刚毅。她自始至终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步调相合拍的真挚心肠。为大我牺牲小我，将个人熔于集体之中，刻苦努力，奋斗不息的一身正气，一身美德，永远立于我们不屈的民族精神之中。我们后代敬仰她，感激她，不仅因为她向人民奉献了自己全部的身驱和热力，还因为她无私地培养并向人民革命事业奉献了一个真正的好女儿——中国革命的女杰邓颖超同志。为了这个不朽的功绩，我们民族都将永远感谢这位真正的母亲。 　　杨振德女士的丰碑，不是埋在深深的泥土里，而是矗立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在人民的心中。她不愧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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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似梅花我似叶，不怪花开早，只恨叶生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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