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周恩来篇</P>
<>周恩来在苏联疗伤期间，为了尽快回国工作，他选择了疗效并不好但是治疗时间短的方案，并且忍着剧痛坚持工作。 <BR><BR>周恩来治伤期间 <BR><BR>1939年9月的一天午后，任弼时给我打电话，要我不要远离办公室。19时许，他来电话，要我到他家去。走进他的房门，我惊奇地发现周恩来在座。周恩来在延安骑马摔伤了右臂，延安医疗条件有限，这次到莫斯科，就是中央决定他来治胳膊的。 <BR><BR>苏联集中了有关的权威专家，给周恩来进行了三次会诊，最后形成两个方案供周恩来选择。一个方案是将肘骨拆开，重新对接，如果成功，可以达到运动自如，但痛苦大，所需时间也长，而且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把握；另一个方案是不开刀，用按摩等方法治疗，治疗时间可以短一些，但胳膊只能活动到一定的角度，不能达到运动自如。周恩来说：“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我长期在国外治病，就选择后一种方案吧。”即使后一种方案，治疗过程也是极其痛苦的。注射麻药后，将胳膊硬是搬到一定的角度固定起来，药效过后，疼得他豆大的汗珠往下滚，不由得喊叫。为了使萎缩的肌肉恢复生机，还要按摩。按摩是不打麻药的，也是疼痛难忍。 <BR><BR>周恩来在医院治疗时，仍在工作，我劝他：“你是来医病的，还是先把病治好再说。”他回答说：“我这是外伤，不影响我的思考和工作。”于是他在可以忍受时就工作，55000多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就是在医院完成的。 <BR><BR>周恩来带我们回延安 <BR><BR>1940年3月初，任弼时通知我：把中共代表团的一切文书档案加以清理，全部移交给共产国际东方部，准备回国。我兴奋不已，多年的愿望即将实现。 <BR><BR>我们从莫斯科出发，乘火车走了两天多，到达阿拉木图，在这里联系苏联的专机。进入国内，首先是进入国民党统治区，过境前，细心的周恩来仔细查问了每个人携带的物品，把所有重要文件、信件、钱币，连同任弼时携带的密码，通通装入周恩来的手提箱，而这个手提箱他是从不离身的。周恩来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中将军衔，享有中国和苏联双方的豁免权，过境不受检查。他又根据每个人的特征编排了“身份”，以应付国民党的检查。 <BR><BR>从阿拉木图起飞，在边境的伊犁稍停，接受中国边防的检查。周恩来指着自己手里的手提箱对边防官员说：“这个不能检查，其他的你们去检查好了。”检查顺利通过，当天就飞抵乌鲁木齐。 <BR><BR>在乌鲁木齐停留了一个星期。我们的专机刚刚降落在兰州机场，便有一个国民党的上校军官带着一帮兵，虎视眈眈地靠拢过来，声称要检查，要登记。周恩来坐在机舱里一动也没动，叫我下去看看。我走下舷梯，对那位上校说：“机上是周恩来先生和他的家眷、随员。”那上校“雷雨突转晴”，立即把笑容挂在了脸上，说他是周先生在黄埔军校的学生，“欢迎周先生”。我返回机上，把情况告诉周恩来，他这才慢慢站起身，走下飞机。那上校趋前向周恩来敬礼，连连表示欢迎，还说他的各种汽车都可以由周恩来支配使用。周恩来谢了他的“好意”，指着早已迎候在那里的汽车说：“不麻烦了。”那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车。 <BR></P> |
发表于 2006-4-5 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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