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class=article_info>作者：<a href="http://blog.daqi.com/userinfo/liuyibin/index.html" target="_blank" >刘一斌</A> 发表时间：2006-01-02 11:47:08 总点击数：1768 <a href="http://blog.daqi.com/article/6058.html#1" target="_blank" >查看评论</A>: 1<BR>本文地址：<a href="http://blog.daqi.com/article/6058.html" target="_blank" >http://blog.daqi.com/article/6058.html</A> </DIV>
<DIV class=article_content>
< >
<DIV><FONT size=3><FONT size=3> </FONT>1月八日是世界伟大的政治家，卓越的外交家，中国人民敬爱的杰出领导人周恩来总理逝世纪念日。每年这一天，无限的追思，奔腾的思潮就涌动在千百万人的心头；神州大地悲恸的哀情，十里长街泪祭的心撼，“四五”风雷激荡的悲壮，就从人们深藏的记忆中浮现眼前。周恩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亮点。他的人格把中华传统文化美德和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人的典范。<BR><BR></FONT></DIV>
<DIV><FONT size=3> 我有幸在周总理领导外交部时期领受过他的教育，30年来，周总理的教诲一直缭绕耳际，周总理工作的神采依然历历在目。特别是，他的伟大思想、崇高人格、卓越才能、炉火纯青的外交艺术，使我终生难忘。见微知著，下面我仅举几件亲历的小事，从中可以看到光辉的周恩来精神。<BR></FONT><FONT size=3><BR></DIV></FONT>
<DIV><FONT size=3><B>站在后排合影<BR></B></FONT><FONT size=3><B><BR></DIV></B><B></B></FONT>
<DIV><FONT size=3> 1964年15大庆，各国贵宾云集北京。当时女宾很多，无法都被邀请参加国宴。为此，全国妇联于10月4日另行举办招待会，宴请所有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女外宾。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宴会前到场会见大家，并合影留念。周总理和陈总步入大厅，在热烈的掌声中，绕场一周，同外宾一一握手致意。当周总理看到我陪同的印尼共产党妇女部长时，就大步走上前来。当时我还是个大学生，从未面对面地见过周总理，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我本应把外宾介绍给周总理，情急之下却把周总理介绍给了外宾：“这是周总理。”这简直是笑话，在场的人哪有不知道是周总理的？宾主都没有理会我的错情。周总理握住客人的手：“你好啊，苏尔哈蒂同志！欢迎你到中国来访问。”接着，询问了艾地等印尼共的几位领导同志，并嘱咐苏尔哈蒂在中国多走走，多看看，顺便检查一下身体。周总理还说：“你们平时工作很辛苦，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在中国好好休息一下。”陈总插话：“像回到家一样。”不到5分钟的谈话，已使双方融入深深的同志情谊之中。这是我第一次为周总理做简短翻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BR><BR></FONT></DIV>
<DIV><FONT size=3> 开始合影，礼宾人员把周总理引入前排中央。周总理说：“今天是妇女为主，我站后排。”说着站到了第二排的阶梯凳上，陈总也随着站到后排。许多主要外宾争先恐后地纷纷和周总理站到一起。这一来，打破了前排的礼宾顺序，现场秩序也有些紊乱，负责礼宾安排的人不知所措。周总理一边摆手，一边对站在一旁的蔡畅、邓颖超等妇联领导人说：“你们站在前面和大家照，我在前面照的很多了。”蔡畅无可奈何地站过来，邓颖超仍迟疑地站在原地。周总理再次催促，邓颖超才站到前排的礼宾位置。闪光灯一阵闪烁后，爆发起一阵热烈的掌声。照相完毕，客人兴致未尽，仍热情洋溢地围着周总理，气氛活跃地谈论着，直到把周总理送出大厅，大家才恢复常态。<BR><BR></FONT></DIV>
<DIV><FONT size=3> 招待会一直沉浸在幸福的氛围中，大家的话题和谈兴都集中在周总理的会见上。印尼妇女访华团团长、印尼首席部长（总理）苏班德里约的夫人兴奋地说：“多年前我见过周总理，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今天再见到他觉得格外亲切。他仍然活力十足，充满人格魅力。”第一次访华的南非妇女代表团团长简直有点眉飞色舞地说：“我今天终于见到了周总理！他是位伟大的领袖，更像位敬爱的慈父，又像位和蔼可亲的兄长。”最为激奋的是苏尔哈蒂。她对周总理的超人记忆赞叹不已，喃喃地说：“周总理的记忆真好。10年前在雅加达的一次招待会上见过一面，他至今还记得我，还能叫出我的名字，还记得我们党的那么多同志。” <BR><BR></FONT></DIV>
<DIV><FONT size=3> 在回饭店的路上，苏尔哈蒂仍在谈论周总理：“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亚、非、拉。”她还友好地拿我的失误开心：“你认为我不认识周总理啊，周恩来的名字响彻全世界。”</FONT><FONT size=3>周总理和妇女外宾的合影，登载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BR><BR></FONT></DIV>
<DIV><FONT size=3><B>着眼细微之处<BR><BR></B><B></B></FONT></DIV>
<DIV><FONT size=3> 1965年10月1日晚，周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印尼外宾说，据外电报道，昨晚雅加达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总统警卫营采取行动，挫败了旨在推翻苏加诺总统的政变。印尼外宾听后，心魂飞驰，私议纷纷，无心继续观礼，先后提前离场。我陪的印尼国防学会代表团，都是左、中、右军政要员，反映尤烈。回到下榻的京西宾馆，全团像炸了油锅，情绪激荡，政治上截然分野，相同倾向者互相串通密议，不同观点者视同路人。<BR><BR></FONT></DIV>
<DIV><FONT size=3> 周总理所说的重大事件，就是总统苏加诺的警卫营长翁东中校，在印尼共产党的支持和配合下，于9月30日逮捕并处死了6名陆军将领，被称为“9·30”事件。10月3日，我陪代表团的一位陆军军官到西单电报大楼，为被杀的6人发唁电。当询问北京和雅加达还有无电信联络时，柜台的营业员冲口而出“有。”待她拿电文去拍发时，又很快返回说：“与雅加达的电信联络中断。”那位军官面有愠色，悻悻而去。回宾馆后，我例行公事地把这一简单经过写成简报，没想到，简报未经打印直送周总理，引起总理的高度重视。夜里三点钟，周总理指示让我再核对简报的内容有无出入和遗漏。那几天我超负荷运转，日常活动、大会演讲等，所有翻译任务都由我承担，夜里还要加班为别的团翻译一份协定。我常彻夜难眠，困倦至极，随手接过简报扫了一眼了事。第二天得知，总理看了简报，立即指示做解释补救工作，消除外宾误会，并严厉批评电信局出现的问题。周总理如此细心，给予大家深刻教育。常言道：细节成就完美。周总理的作风正是“严谨中见责任，细微中见精神。”<BR><BR></FONT></DIV>
<DIV><FONT size=3><B>一个日期的纠正<BR><BR></B><B></B></FONT></DIV>
<DIV><FONT size=3> 1965年印尼“9·30”事件发生后，印尼右翼势力无端攻击我国插手“9·30”事件，干涉印尼内政。周总理指示我们递交一份备忘录，据理驳斥。备忘录中提到，印尼发生事件后，我们从未置评，直至10月16日我国驻印尼使馆商参处被砸，我国才于10月18日第一次提出抗议照会。我们在起草时，把“18日”写为“20日”，被周总理审批时发现。周总理的秘书钱嘉栋晚上打电话来说：“总理记得，我们向印尼递出的第一份照会的日期是‘18日’，不是‘20日’，请你们再查一下。”因备忘录中的情况是我提供的，我毫不犹豫地肯定说：“20日，没错。”钱秘书耐心地强调：“总理记得不是这一天，你们再查对一下，告诉我。”我放下电话，马上查阅文件和剪报资料，果然是总理记得对。我马上报告了总理办公室。第二天，全处同志就此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讨论，一致认为，总理日理万机，连一个具体日期都记得如此准确，固然是他记忆超人，但最主要的还是他对党和国家事业的责任心。这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此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育，成为对我的终生鞭策。<BR><BR></FONT></DIV>
<DIV><FONT size=3><B>一个字的妙改<BR></B></FONT></DIV>
<DIV><FONT size=3> 1966年，印尼反华势力冲、砸我国使领馆的暴行愈演愈烈，我们越来越感到难以表达应有的义愤和强烈态度。有一次，我把当时“红卫兵”常用的“不好惹”用在照会里，说“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周总理在审批时把“惹”字改成“欺负”。虽系一字之改，但中国人民的形象和品格就截然不一样了。后来，总理曾公开讲过，不要说中国人民“不好惹”，好像中国人不讲道理，讲中国人民是“不好欺负的”比较好。<BR><BR></FONT></DIV>
<DIV><FONT size=3> 1966年4月15日上午，印尼千余暴徒在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和装甲车的协同配合下，撞开大门，蜂拥冲入，疯狂破坏，捣毁家具，劫走汽车，焚毁档案，掠去衣物。当我方严词论理时，他们竟悍然开枪重伤我人员。令人发指。<BR><BR></FONT></DIV>
<DIV><FONT size=3> 在草拟照会时，我们义愤难平，但如何表达更有分量，颇费思索。自从同印尼展开照会战后，不少照会都是由我起草。随着事态恶化，表达严重程度的词语已用尽。从“强烈抗议”、“最强烈抗议”到“最最最强烈抗议”，以至于外交部翻译室的专家们对我们连用3个“最”字，几次提出异议。印尼枪伤我人员后，我正苦于难以表达我国的强烈态度，周总理及时指示我们向印尼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区区六字，使大家豁然开窍，顿觉事件的严重性和我们态度的强烈性大为提高。在两年内，我们递交抗议照会33份。份份经过总理的精心批改，字字改得精当、高妙。<BR><BR><B></B></FONT></DIV>
<DIV><FONT size=3><B>对群众来信的批示<BR><BR></B><B></B></FONT></DIV>
<DIV><FONT size=3> “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造成极大冲击。外交部的造反派也锋芒锐利，对周总理领导的外交工作带来一定干扰。1967年10月18日，周总理严厉批评了外交部的造反派组织，随即广大革命群众掀起了批判极左思潮的热潮。正在这时，我所在司的领导派一位深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同志出差接待国宾。许多同志不放心，担心他在接待中遇到周总理会有过激言行，也担心此事影响我们司批极左运动的深入发展，不利于他本人认识、改正错误。这些同志让我代表大家向领导反映意见。我觉得，尽管有些同志对问题看得重一些，但也不无道理。我找部、司领导反复谈了大家的意见，因涉及“对待群众态度”这一“文革”中的大忌，谁都不肯决断。在群众中也分成对立的两种意见。无奈，我和另一年轻同志联名，上书周总理。周总理批示：可以参加接待，做后台工作。<BR><BR></FONT></DIV>
<DIV><FONT size=3> 周总理的批示，对两种意见的群众都是一种教育。它支持了群众积极反映意见的负责态度，也体现了对“文革”中犯错误同志的关怀。事隔多年，人们对“文革”的事非曲直的看法有了根本改变，但仍认为周总理上述批示符合马列主义群众观。</FONT></DIV></DIV> |
发表于 2006-5-3 21:12
| 
发表于 2006-5-3 2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