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日报记者 卢新智
关中的许多平民百姓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早已过世的老“右派”谢秉先生。
谢秉先生出生于1899年，生于江南水乡浙江的一个小山村。19岁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于次年参加了由北大师生发起的“五四运动”，从此受到了反动军阀的迫害。学业未完成便被迫离开京城，到天津一报馆做事，曾与蔡元培、胡适、鲁迅、茅盾、艾芜、沙汀等文化名人有过笔墨交往。
1934年，谢秉先生赴日本留学。1938年5月谢秉先生从“留日学生训练班”毕业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随即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当时的政治部部长便是国共两党都看好的著名大才子周恩来先生。谢秉先生从此有幸在周恩来麾下工作，这成为他一生最幸福、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周恩来当时在共产党内已担任了中央副主席，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国民党内兼职。谢秉先生多次聆听周恩来的教诲。周恩来的音容笑貌深深地铭刻在谢秉先生的脑海中。第一次见面，他就觉得周恩来思想深邃、气质非凡、见识高远、涵养深厚，言谈举止均十分不俗，是他所认识的人中品格最好、才学最高的人。在工作中，周恩来总是把他当作朋友对待，而不是当作下级对待，在生活上也对他关怀备至。一次谢秉先生晚上加班，误了吃饭时间，周恩来便托邓颖超为他买来了一笼热腾腾的包子。冬天周恩来还给谢秉先生送来了一件军大衣。周恩来时常与谢秉先生谈人生、谈社会、谈世界，使谢秉先生走出了迷惘，坚定了自己的人生选择。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几个月后周恩来返回延安了，谢秉先生则因为妻子生产未能随同去延安，而留在了国统区，与周恩来的一段交往从此竟成了遥远的
绝响。解放后，谢秉先生在天津工作，多次想给周总理写信，但又心想周总理作为一国总理，国事繁忙,日理万机，便不忍心打搅他，也就一直未与周总理联系。1957年，谢秉先生突然被打成“右派”，并被发配到大西北的一个贫困小县劳动改造，分配给谢秉先生的工作竟是挑大粪。妻子和女儿紧接着也被打成“右派”，因不堪忍受巨大的痛苦而自尽，谢秉先生成了孤零零一人，他任劳任怨，一直默默地干下去。
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发表后，谢秉先生觉得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临了，他收拾行囊准备返津。眼看着不少知识分子被解放了，可县城的左派却迟迟不给谢秉先生取下头上的“紧箍咒”，谢秉先生返回的希望也就化为泡影。给谢秉先生带来惟一的宽松就是县领导同意谢秉先生要求由给县委党政机关挑大粪改为给县城几所中小学挑大粪，因为谢秉先生一生酷爱知识，酷爱学子。谢秉先生太爱那些莘莘学子们，可学生们却并不喜欢这位寡言少语的老头。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们竟揪斗批判谢秉先生达130多次，谢秉先生一次又一次伤心地流泪了,并从此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哑巴”，不再与任何人说话,成天只默默地挑大粪。1976年1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谢秉老人痛苦欲绝，放声大哭，口里喃喃地说：“总理呀，你走得太早了，我这一生没有任何指望了!”
第二天，人们发现谢秉先生跳入大粪池溺死了。这位对敬爱的周总理感情至深的老人竟为周总理殉情。这一举动深深地触动了师生们的心灵。师生们将老人从粪池里打捞上来，隆重地安葬了。那些天，许多师生都流下了平生最多的眼泪，既为周总理，也为谢秉老人。一年后，在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师生们在谢秉老人自尽处为谢秉老人立下一块石碑，以永远纪念这位命运多舛的老“右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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