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恩来超然独树的廉政风范

不染亭

作者：卢再彬

       一个自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应该而又必须做到：不徇私情不特殊，克己奉公为人民；拒腐防变不受礼，清正廉明昭世人；陈旧传统两决裂，无私奉献尽一生，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和人民公仆的纯正本质。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增强党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周恩来，在这方面堪为"前无古人"的杰出典范。


　　不徇私情不特殊   克己奉公为人民

      在中国历史上，所有执政者，包括许多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在内，他们走向覆灭的第一步，都是从人事关系上"任人唯亲"开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周恩来，为避免中国共产党重蹈"任人唯亲"而走向自我灭亡的覆辙，率先垂范并引导亲属彻底否定"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亲属关系，在中国开创了克己奉公，坦荡无私的一代新风。

      周恩来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他总是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并竭力提供帮助。但他对亲朋故旧的关怀和照顾是有原则的，决不顺从迁就，更不动用人民赋予他的权力。众所周知，周恩来与邓颖超是风雨同舟的亲密战友，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相知相受的模范夫妻。但是，周恩来对邓颖超没有任何丝毫特殊的照顾。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女界名流，如宋庆龄、蔡畅、何香凝、李德全、史良等都在中央人民政府担任了部长以上的重要职务，而且都是由周恩来与各界人士协商后当选或任命的。邓颖超不仅是中共早期党员，而且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凭她的资力、才干、经验、贡献和声望，完全能够和上述几位女界精英一样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然而，身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在考虑政府人事安排上，始终注意"自我制约"，自觉好过"亲属关"。他声明："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邓颖超曾对亲属晚辈们讲过："解放初期成立政务委员会，有人要我上，你们的伯伯不同意；恢复妇联时，人家又要我上，他还是不同意；定工资级别时，中央给蔡大姐定三级，给我定五级，到他那儿就给我划到六级。就因为我是他的妻子。当然，我支持他这样做的。"这件事充分显示了周恩来克己奉公的人格力量，彻底冲破了"封妻荫子"的封建亲属关系网的决心，为全党干部树立了榜样。

      周恩来对待兄弟们同样爱之真切，严之有格，严爱相济，服之以德。他的同胞弟周同宇在20年代就投身大革命的洪流。新中国成立后，周同宇在政府工业部门工作，后来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安排到内务部当参事。为此，周恩来特地对内务部长曾山说："同宇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该按有关规定办理因病退休手续，不能不做事拿干薪。如果他生活上有困难，我个人给予他经济补贴。"随后他又对弟弟同宇说："宁可我养你，别让国家养你。"周同宇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后，周恩来按月补贴弟弟家用。如此超乎寻常的举动，生动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徇私情，大公无私的崇高精神风范。

      周恩来对待晚辈的要求则更为严格。他从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高度，教育晚辈说："不要以为我是总理就可以特殊。我是人民的总理，是人民的勤务员，是社会的公仆。你们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并指令他们"无论是填表或谈话，在任何场合都不许透露出与他的关系，更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以此获取任何特权和照顾。"所以，在他的侄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找不到与他的关系。

      周恩来以实践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干部，只有当社会公仆的义务，决无任何的特权。其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决不能用来填塞个人欲壑。因此，要使党纪国法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人身上都显示出权威性，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垂范并教导亲属晚辈丝毫不搞特殊化，把人们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准绳。

      周恩来这种不徇私不特殊、克己奉公为人民的思想理论和精神品格，以及那种超越个人利害得失的律己育人的行动，实践了他自己倡导的

"过好亲属关"的光辉思想。在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带头冲破了"任人唯亲"的关系网。为中国共产党人"任人唯贤"举起了导向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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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应该清廉从政，无私忘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恩来认为，自律是进步之母，自私是堕落之源。为了拒腐防变，他以思想的先导、认识的前瞻、行动的先驱昭示后人，为全党干部树立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光辉榜样。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行贿受贿、卖官买官、以权谋私、弄权勒索之类旧社会的腐败风气并没有随旧制度的灭亡而自行消失，它还会经常来侵蚀执政党的官员。一方面，有些党员干部当了"大官"，掌握着党政财文的管理和调配资源的"大权"，在物质引诱下，有些官员将手中的权力私有化、商品化，变作为自己及其后代"造福"的资本和手段，出现了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另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和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利用贿赂、送礼、请客等手段来拉拢腐蚀党政干部，使之蜕化变质。鉴于此，周恩来在1952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严肃指出："我们做统战工作，要与各方面的人打交道"，

"当然有时候跟他们应酬是免不了的，但是这个应酬一定是要有要求的、有政策的、有思想的。毫无目的、毫无政策、毫无要求，简单地应酬一番，吃饭、跳舞，那是不对的，那就是混同于资产阶级，那是很危险的。"1953年5月，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讲"领导干部过五关"时，周恩来要求大家务必高度警惕，在任何复杂的环境中都应该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并率先垂范为全党举起了超凡脱俗的廉政大旗。无论在党内外还是在国际间，他永远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绝不同流合污。他始终坚持清正廉明的行政原则，决不收受任何礼品或馈赠。即使是亲戚朋友送来的，凡是能够退回的他一律退回，不能退回的就加倍付款，然后将礼物交公。外交礼节中收受的馈赠，亦如数上交。他执着地认为：私自接受任何礼物或馈赠之类，都属受贿之举，都是腐败行为，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共产党人的大忌！

      外宾送礼物是友谊的象征，但周恩来从不占为己有，全部交给国家有关部门收藏。有一次，由他与邓颖超共同抚养成人的一位革命烈士子女去探望他，这位烈士子女在西花厅会客室、办公室和卧室没有看到一件讲究的陈设，他十分惊奇地问："周伯伯，你经常出国访问，又有那么多外国首脑来访，送给你那么多珍贵的礼品，怎么这里一件也没有呢？"周恩来听完后，爽朗地笑了，教导这位晚辈说："因为我是新中国的总理，无论是出访那个国家，还是接待某位外宾都是代表国家，他们才送给我的。如果我不是国家总理，他们还会送吗？其实人家是送给我们国家的，并不是送给我周恩来的。如果把国际友人送的东西占为己有，那是什么行为呢？"这位晚辈听了，觉得周恩来如此光明磊落，高尚无私的廉政风范实在出乎常人意料，他暗自下定决心，向周伯伯学习，做一个廉洁清白的人！

      周恩来这种超然独树的廉政风范，不仅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干部，而且为世界各国政治家树立了一个清廉从政、光明磊落的榜样。正如国际友好人士曾经指出的："如果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都向这位中国的总理学习、实践，世界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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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周恩来始终铭记并实践着马克思、恩格斯这一伟大教导，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全党干部做出了表率。

     祖上遗留下来的旧居老屋，属于自己或族中晚辈继承的私有财产，这是数千年来古老中国的传统。无私忘我的周恩来则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必须做到完全彻底的清正廉洁，为国为民无私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因此，他以身作则教导在淮安老家的亲属，不要保留他的旧居，要求将他的旧居拆掉或让群众居住。早在建国初期，他就写信给淮安县委，要求县委派人把他的旧居处理掉。1958年，他听淮安老家亲属讲，淮安县派人对他的旧居作了一番维修后，立即寄来维修经费，并批评淮安县委说："我的房子不能修，坏了可以拆掉，砖头、木料可以盖工厂。我有权这样处理嘛。"1961年8月，周恩来听从老家去探望他的侄媳孙桂云说，旧居问题还没有处理好，他严肃地指出："我已同淮安县委多次说了，我的房子一定要处理掉！"经过如此几番嘱咐、教育、批评和指示，老家的亲属和淮安地方干部感到再也不能违背总理的心愿了，就在周恩来诞生和生活过的房子里办起了"儿童图书馆"，其余的房子就让街坊居民住了。就这样，周恩来终于引导老家的亲属迈出了同传统所有制关系决裂的第一步，赢得了公众的一致称颂。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率先垂范并引导亲属实现了同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在旧传统、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祖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周恩来为实现同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在中国共产党人中率先做出了平坟的壮举。1953年春，他向淮安县委提出"平掉祖坟，把坟地交集体耕种"，以后又多次催办。1958年，他派人到重庆，将抗战时期葬在那里生父周绍纲和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的坟平掉；接着又把祖籍绍兴曾祖父周樵水的坟墓也平掉，都没有留下什么标志。1965年底，他郑重将此事作为一项特别任务交给回家过年的侄儿周尔萃，临行前他对尔萃说："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回家过年，要带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接着交待说："我现在布置你一项特殊任务，你可得好好执行。这次回去，一定要把家里的祖坟平掉，坟地交集体耕种。办完这件事再过年。"并耐心教导侄儿："我们国家耕地面积太少。人死了，不做事了，还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平掉祖坟，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也是一场破旧俗、立新风的革命，"还特别提醒说："要做好这件事，也不能简单化。既要做好你母亲的工作，又要做好县委的工作，还要做好当地群众的工作。"尔萃回家后，说服了老母亲，取得了县委和群众的支持，终于在春节前顺利完成了伯父交办的"特殊任务"。然后向伯父周总理做了汇报：祖坟占地不足一亩，共葬十三口棺木，其中有总理的祖父母、生母、嗣父母、叔父母等长辈的遗骨。全部深埋在原来墓穴一公尺以下。周恩来收到信后，立即给当地生产队寄来70元钱，并附言："此款用作支付平坟劳力的工资和偿付被践踏的青苗费。"他还对侄儿说，生产队的庄稼是人民种的，那是人民的利益所在，自己没有权利让人民吃亏。这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不以个人家事为念，而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高风亮节。

      1956年，周恩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带头倡导实行殡葬改革。他认为人死后不但应该火化，而且也没有必要保留骨灰。他曾对亲属们说："中国人在对死人的处理上，历来都是棺木土葬，盘坟立碑。五十年代后才实行火葬。从土葬到火葬，这是一场革命，是对中国几千年旧风俗的革命；从火葬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又是一场革命，是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革命！"他不仅这样说，而且和邓颖超都践行了他们共同的誓约，"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总之，周恩来是一个彻底清正廉明的人民公仆。他所有的收入除了用于自己十分俭朴的生活开支外，其余都用来交付党费、抚养烈士遗孤和接济困难同志了。他逝世后，没有遗产，连骨灰也没有保留，是一个真正的、一无所有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他自觉地实现了《共产党宣言》所要求的"同传统所有制关系"和"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这种超然卓绝的自觉行为，充分显示了他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世界伟人。正如国际友人所称颂的："周恩来是一个空前廉洁的政治家"，是"东方和西方最完美、最优秀品格的化身！"


（作者为原淮安市党史工委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