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的最后一个批示--李鸣生

气死我了

<>1974年5月19日凌晨。<BR>据有关人员后来回忆，这天的周恩来一连参加两个会议之后，已是凌晨2点有余。他回到办公室，用冷水洗了洗脸，喝了一杯热牛奶，然后活动活动麻木的手脚，便开始了新的一天工作。<BR>按惯例，周恩来先批示了一些急需处理的文件，而后交秘书即刻办理。接着周恩来又阅看由秘书整理打印好的群众来信摘要。他一连看了几封，内容千篇一律，全都是关于批林批孔的。正当他准备打住时，另一封群众来信却突然将他吸引住了。<BR>它所涉及的既不是批林批孔，也不是斗私批修，而是令周恩来颇感兴趣的问题：通信卫星！<BR>周恩来很惊喜，又感到有些意外。居然有人放弃了“革命”的“大好时机”，直接给他写来了这封信，谈到了他脑子里始终没有忘记的通信卫星问题。<BR>周恩来的神志陡然兴奋起来。他清楚地记得，早在1970年6月3日，他在一份文件上就对通信卫星的问题作过批示。4年中，他记不清已有多少次谈到通信卫星的问题了。可由于政治形势所迫，通信卫星的问题一拖再拖，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BR>周恩来合上文件夹，叫来秘书，让马上把那封群众来信的原件找来。<BR>片刻，秘书将这封群众来信的原稿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上。<BR>周恩来接过信一看，只见信封上写着“周恩来总理亲启”几个十分工整的大字。凭字体判断，周恩来知道这不是一般的群众来信。他将信展开，一行工整有力的毛笔字便出现在他的眼前：《关于建设我国卫星通信的建议》。<BR>一见这个题目，周恩来马上将信全部展开。这时他突然一阵剧烈咳嗽，不得不用双手捂住胸口，艰难地弯下腰去。秘书慌忙过去，扶住周恩来，周恩来一弯腰，吐出一口带血的痰。<BR>秘书急忙劝告周恩来：“总理，先回屋休息休息吧，”<BR>周恩来摆了摆手，说：“没事的，过一会儿就好了。”<BR>刚一说完，周恩来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BR>片刻周恩来端起茶杯，喝了两口，然后拿起信，一字一句地看了下去。<BR>周恩来一边看，一边想，一边还用红蓝铅笔在信上划了一道又一道的红杠杠。看着看着，他焦虑的脸上便渐渐舒展开来。<BR>在周恩来看来，这封信写得很认真，很有见地，很有感情，也很有个性。不仅言简意赅，文笔流畅，书写规范，字迹清楚，而且内容扎实，情况熟悉，逻辑严谨，推论准确，对中国的通信现状和未来发展前景分析十分透彻。许多观点新鲜独特，很有价值，信中这样写道：</P>
<>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最大的优越性就是能够做到大力协同。只要国家出面，把全国各部门的优势集中起来，我国的通信卫星就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搞上去。因此，我们建议：由国家出面，统一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安排问题。</P>
<>周恩来看完信，最后将目光停在了写信人的名字上：黄仲玉、钟义信、林克平（当年十三位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的年轻人，后被称为“邮电学院三剑客”—编者注）。<BR>这三位是什么人呢？<BR>周恩来在这三个人的名字下面，重重地划了一道红杠杠，然后又打上一个问号，这才站起身来，在办公桌前踱开了步子。<BR>局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看完信的周恩来很激动，当时就叫过秘书，问起尼克松访华结束后留在中国的那个活动卫星地面站的情况。<BR>秘书告诉周恩来说，这个美国的卫星地面站仍在北京，后来新买的也在。只是有人对购买美国卫星地面站的事，一直持反对意见。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有人还写了告状信到“中央文革小组”，闹腾得比较厉害。<BR>周恩来听后，似乎一下被触动了什么，脸上闪过一丝忧虑的神情，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BR>周恩来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拿着那封信，起身慢慢走到窗前，望着灰蒙蒙的天空，陷入了一种难言的沉思之中。<BR>应该说两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随身带来的那个“黑匣子”，对周恩来所产生的震动是比较大的。作为见多识广的周恩来，当然早就知道美国的通信比中国的通信先进，但他毕竟是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一个无线电通信专家，他没想到，美国那个小小的“黑匣子”居然能将他和尼克松在北京的一言一行，眨眼间通过通信卫星传到美国的千家万户，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使他恍然感到，尽快发展中国的通信卫星，实在是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因此他指示有关部门，买下了美国的两个卫星通信地面站，一个用于军事研究，另一个则用于民用开发。<BR>但出乎周恩来意料的是，后来江青等人则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在某些基层单位掀起了一股大批“洋奴哲学”的风潮，竟说什么买美国的的卫星地面站是“崇洋媚外”“践踏国格”。再加上后来一部分专家到美国考察时，美国人送给了他们一对水晶蜗牛，这水晶蜗牛拿回国后，又被江青等人借题发挥，大做文章，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1974年1月23日，批林批孔运动揭开序幕后，江青等人更是借此推波助澜，到处将买卫星地面站的事和“蜗牛事件”散布扩张，小题大做。就在不久前，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大会上，竟然还公开点名，对所谓的“蜗牛事件”作了批判。并含沙射影，说“蜗牛事件”是典型的“爬行主义”是典型的“洋奴哲学”其后台人物就在中央！<BR>在如此剑拔弩张的形势下，面对这封普通而又非凡的群众来信，该作何处理呢？<BR>周恩来捂着胸口，再次踱开了步子。<BR>片刻，周恩来重新坐回自己的办公桌前，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P>
<>即送春桥、剑英、洪文、先念同志。阅后批交计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次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轨道、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P>
<>                     周恩来</P>
<>                         1974.5.19</P>
<>这就是周恩来著名的“519”批示。<BR>周恩来写完这个批示的第11天，即1973年6月1日，便被迫住进了305医院。此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回到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BR>“519”批示是周恩来生前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批示，也是最后一个批示。</P>
<>                                           ----《作家文摘报》</P>
<>                                                           2005年12月27日</P>
<><BR> </P>

气死我了

<>不是我的结论啊，我只是把原文抄过来，因为我对文章的内容感兴趣。给罗青长的当然是最后一个批示，这是大家公认的。现在《北京青年报》正在连载《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作者是写《我家住在中南海的》王凡、东平，据说将来要由光明出版社出版，我从12月31日才买的，可是12月24日就已经连载了。北京青年报的网络版没有“每日连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