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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周恩来的侄女们的回忆 [打印本页]

作者: 鸾飞凤舞    时间: 2005-10-21 11:23     标题: 周恩来的侄女们的回忆

<>转自《光明网》<BR> <BR><STRONG>周秉德:伯伯是我一辈子的楷模</STRONG></P>
<>  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叫《乡村女教师》的电影对我影响不小,我特别羡慕片中的小学老师,因为她能教出各方面的人才。而当时中国的小学老师太少了,都是小学毕业然后就教小学,师资缺少使许多新中国的孩子无法入学。初三毕业后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所师范学校,可当时比较盛行的是上高中,然后留苏,但我却坚定自己的志向就是要当小学老师。 </P>
<>  我已作好了充分思想准备去最苦的地方教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距北京城十公里的朝阳东坝镇中心小学,在我看来情况并非很糟。也许当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时候,有一点点好的地方就会特别满意。这里的条件让我满意极了,通了电,不用点煤油灯,还有电话和公共汽车站,而且有一家卖很低档商品的小商店。 </P>
<>  我教的是五年级,许多学生比我还要大,还要懂事,他们已知道用什么许仙、白娘子啊来逗趣了,可我却对此是一无所知。 </P>
<>  我仅仅在我一直所追求的讲台上呆了两个多月便被区里的教育局抽去搞运动。1955年我被调进了区委机关,可就这一点小小的人事变动却被伯伯认为我“离开了基层”,他开始怀疑这当中有没有他的因素,但实际上区委也是基层嘛! </P>
<>  在朝阳区我工作了10年,1964年国庆节我经人介绍嫁给了沈钧儒的孙子——沈人骅,当时我已是27岁的大姑娘了,沈人骅也是个又高又帅的小伙子。当时他正在外地的空军学校里,1963年回家探亲时我们见了面,然后是一年的接触期,1964年春节他调进了北京参加空军工程学院的筹建工作。 </P>
<>  伯伯送给我的结婚礼物是一张伯母拍摄的庐山含鄱口的照片,21寸那么大,直到今天,我的床头依旧挂着这张照片。 </P>
<>  1965年8月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而当时刚好有一份文件要削减城市人口,按中组部的文件,我们将要调到西安。有人以为我会因为伯伯的关系而被留在北京,而我却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歇完产假,我把孩子留给家里的公公婆婆照看,自己去了西安。我在西安轻工局干部科工作了5年,后又搬到贵州呆了3年。直到1974年我才重新回到北京。 </P>
<>  离开北京半年后,“文革”开始了。“文革”中父亲被关了几年,尽管是被陷害的,但在那年月也是件很可怕的事。当听到小六妹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哭了,并向丈夫提出离婚,因为我怕我会连累他,但他听了特别生气,他说我们是因为有感情才会走到一起来的,是不能随随便便就能分开的。 </P>
<>  1975年,伯父去世的时候,我正在上海。1月9日清晨当我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场昏了,同事给我买了当天的机票,我赶回了北京。在此以前我曾和伯父通过一次电话,电话中我批评他在北京医院问过一位护士的一句话——“你说我还能活半年吗?”,他笑着告诉我那是开玩笑而已,又跟我讲:“谁都会有这么一天的,任何人去了都会有人来代替的。”1975年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他的精神还不错,我们聊了聊,我提出要和他拍张照片,但他却说等下一次吧。但是却再也没有下一次了,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P>
<P>  送别大伯那天,弟妹们都回来了。冬天那么冷,却把手套和围巾全都扔在了地上,冲进了告别室。起灵那天我和老二、老六坐在第五辆车上,长安街两旁所有的车全停了,我们一直泪流不止,整个城市安静极了,似乎都停顿在那儿了。 </P>
<P>  伯伯是我一辈子的楷模。 </P>
<P><BR><STRONG>周秉宜:伯伯不让我回老家</STRONG></P>
<P>  1961年我的一位淮安老家的堂哥来北京看病,嫂子也跟着一块儿来了。那天晚上她住在中南海宿舍里跟我聊天,聊到了老家许多新鲜事,这是我以前从未听人讲过的。嫂子看我兴趣挺浓,便邀请我第二年回一趟淮安。于是这趟淮安之行我一直惦记着。好不容易盼到了第二年暑假。一次吃完饭,伯伯还没进办公室时我跟伯伯提起了这件事。我自认为这是件理由很充分的事,可以锻炼人,满以为伯伯一定会答应,没想到伯伯却说:“你去的话,县里干部知道了肯定要接待你,人家工作也挺忙的,你看这样合适吗?”大伯从来都是这样,不说行或不行,只是提出问题让你拿主意。大伯又提出让我问问伯母的意见,伯母说:“现在是困难时期,粮食挺紧张,人家把自己的粮票给你解决你的吃饭问题,那人家吃什么呀?”伯伯又在一旁接上了:“你看,你伯母又提出一条意见。” </P>
<P>  伯父伯母每人提了一条意见,我还能去吗?我只好放弃自己的行程计划了。这件事对我的印象很深。做人的规矩,待人接物,伯伯一点都不说,平时只是告诉我们要革命,要在革命中走普通人的道路。伯父本身做人做得就非常好,我们不知不觉也自然会受到他的影响。 </P>
<P>  1965年我进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报考之前特地向伯父征求意见。伯父并没有表态,而是对我讲了这样一段话:“工艺美院学的是实用美术,实用美术可以直接为工农大众服务,这些专业是很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另外,我们国家出口商品的装璜还很落后,因此直接影响了外汇收入,目前我们国家还很缺乏这方面的设计人员。”我听罢立刻明白了伯父的意思,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P>
<P>  可是当我1970年从工艺美院毕业的时候,却不能工作,而要下乡劳动了。从小我就养成了独来独往的习惯,我自己坐上开往河北石家庄郊区的火车,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家里的小五弟去了延安,小六妹去了内蒙,而大姐则已辗转到了贵州。当时我们的脑子中似乎没有什么家不家的问题,能下乡是你的光荣。这一年我已26岁了。 </P>
<P>  偶尔我和家里的兄弟姐妹也会有通信,但都是讲些革命的语言互相鼓励。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 </P>
<P>  我27岁那年,有人给我介绍一位男友,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1972年我请假回北京完婚,去中南海里看伯父。“你是个搞艺术的,我看你穿的衣服也不太搭配嘛。”伯父笑着问我。那天我穿着蓝衣灰白裤,裤子是我花两块钱买的。“主要是经济条件不允许。”我的话中有话,多少有一点情绪。建国都这么些年了,国家怎么会还这么穷?如果没有运动的话,我们的经济早就上去了。伯父听懂了我的意思,沉重地点了点头。 </P>
<P> <BR><STRONG>周秉建:伯伯让我脱下军装重返草原</STRONG> </P>
<P>  1968年8月我到了内蒙古草原牧区插队,1969年初我的小哥哥秉和也去了陕北延安的农村下乡当知青。 </P>
<P>  到了牧区以后,我和同学们住蒙古包、学蒙古话、学骑马、学放羊、学挤奶、学吃酸酸的奶豆腐和香嫩流油的手扒肉。也迷过路、冻过脸、丢过马、掺过群……我喜欢草原的生活,那湛蓝的天空、淡淡的炊烟、灿烂的朝霞、清新的牧草、悠扬的牧歌、奔腾的马蹄,即使那零下40度的严寒以及毫不留情的白毛风对我也是同样的亲切,同样的难以忘怀。当然,我更喜欢草原上的人们,喜欢蒙古族人民。我在内蒙古是吃千家饭长大的。 </P>
<P>  如果不是发生了那个历史性的转折——伯父要我脱下军装重返草原的话,我想象不出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反正绝不会是今天的我,我也未必能成为蒙古族人的妻子。 </P>
<P>  1970年底,我与五哥秉和不约而同地分别在自己下乡的地方应征入伍,他去了新疆军区,我到了北京军区。还记得新年那天我高高兴兴地去西花厅,没有想到伯父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去继续当牧民?”然后又耐心地对我说:“在内蒙古那么多的人里挑上你来参军,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你应该把这种机会让给牧民青年。而你应该回到基层去继续锻炼,回到蒙古包继续当牧民……” <BR> <BR>  可谁能知道这段真实的、曾被编入内蒙古自治区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故事”在当时给了我多大的思想震动和多重的心理压力呢?心里是想不通,理智却告诉我伯父既然那么坚决要求我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所以我还是答应伯父脱下军装回草原。就在我正式接到通知离开部队前,实在是感到委屈,忍不住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P>
<P>  若干年后,我与内蒙古歌唱家拉苏荣相识、相知到相爱,并没有罗曼蒂克的色彩,事实上,我们的相识可能是一种缘分,而后的结合却经历了一波三折。 </P>
<P>  1976年,我考入了内蒙古大学,学习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由于表现还比较出色,1977年有幸成为访朝友好代表团的成员。在开往朝鲜的列车上,我头一回认识了拉苏荣。我以前听过他的演唱,他的歌声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P>
<P>  回国后我们的来往增多了,作为出国访问团的朋友,星期天我常到他家去作客,他的母亲和妹妹很喜欢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拉苏荣的感情与日俱增,我们相爱了。 </P>
<P>  我和拉苏荣相爱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草原,说什么的都有。“拉苏荣家里穷得很,竟想高攀……”,“秉建姑娘不为自己想,也该为总理想想,怎么能找一个二婚的?”,“搞文艺的……” </P>
<P>  此时,我已大学毕业回到了锡林郭勒草原,等啊盼啊,就是等不到他的信。我知道出问题了,便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呼和浩特。见我回来,拉苏荣全家乐开了花,他也向我把一肚子话倒出来。他不愿我为他做太多的牺牲,遭别人的冷眼。我说对他只有爱和信任。拉苏荣哽咽了。两行热泪滚落下来,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P>
<P>  然而,我们的相爱并不仅仅是人们饭后茶余的一个话题,而是在草原上卷起一场风波。甚至有人把匿名信直接寄到中南海,寄给了伯母邓颖超。 </P>
<P>  共青团十大在北京召开了,我作为代表回到北京参加会议。利用这个机会,我亲自把拉苏荣的情况告诉了伯母,并得到了伯母的支持。 </P>
<P>  1979年国庆节,我和拉苏荣双双来到北京,在父母家里举行了婚礼。10月2日,伯母把我们新婚夫妻请到家里,祝贺我们新婚之喜。当我们和伯母告别的时候,伯母把伯父生前用过的一架照相机送给我们作纪念。那是伯父参加万隆会议时一位日本朋友送给他的。我们从北京回到草原,有人问拉苏荣:“邓妈妈给了你什么礼物?” </P>
<P>  拉苏荣说:“邓妈妈送给了我非常贵重的礼物,她把女儿给我了。”</P>
作者: 刘永辉    时间: 2005-10-21 17:53

深情的回忆,不尽的思念!
作者: 123456789    时间: 2005-11-7 19:11

珍贵的史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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