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自《光明网》<BR> <BR><STRONG>周秉德:伯伯是我一辈子的楷模</STRONG></P>
> 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叫《乡村女教师》的电影对我影响不小,我特别羡慕片中的小学老师,因为她能教出各方面的人才。而当时中国的小学老师太少了,都是小学毕业然后就教小学,师资缺少使许多新中国的孩子无法入学。初三毕业后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所师范学校,可当时比较盛行的是上高中,然后留苏,但我却坚定自己的志向就是要当小学老师。 </P>
> 我已作好了充分思想准备去最苦的地方教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距北京城十公里的朝阳东坝镇中心小学,在我看来情况并非很糟。也许当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时候,有一点点好的地方就会特别满意。这里的条件让我满意极了,通了电,不用点煤油灯,还有电话和公共汽车站,而且有一家卖很低档商品的小商店。 </P>
> 我教的是五年级,许多学生比我还要大,还要懂事,他们已知道用什么许仙、白娘子啊来逗趣了,可我却对此是一无所知。 </P>
> 我仅仅在我一直所追求的讲台上呆了两个多月便被区里的教育局抽去搞运动。1955年我被调进了区委机关,可就这一点小小的人事变动却被伯伯认为我“离开了基层”,他开始怀疑这当中有没有他的因素,但实际上区委也是基层嘛! </P>
> 在朝阳区我工作了10年,1964年国庆节我经人介绍嫁给了沈钧儒的孙子——沈人骅,当时我已是27岁的大姑娘了,沈人骅也是个又高又帅的小伙子。当时他正在外地的空军学校里,1963年回家探亲时我们见了面,然后是一年的接触期,1964年春节他调进了北京参加空军工程学院的筹建工作。 </P>
> 伯伯送给我的结婚礼物是一张伯母拍摄的庐山含鄱口的照片,21寸那么大,直到今天,我的床头依旧挂着这张照片。 </P>
> 1965年8月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而当时刚好有一份文件要削减城市人口,按中组部的文件,我们将要调到西安。有人以为我会因为伯伯的关系而被留在北京,而我却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歇完产假,我把孩子留给家里的公公婆婆照看,自己去了西安。我在西安轻工局干部科工作了5年,后又搬到贵州呆了3年。直到1974年我才重新回到北京。 </P>
> 离开北京半年后,“文革”开始了。“文革”中父亲被关了几年,尽管是被陷害的,但在那年月也是件很可怕的事。当听到小六妹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哭了,并向丈夫提出离婚,因为我怕我会连累他,但他听了特别生气,他说我们是因为有感情才会走到一起来的,是不能随随便便就能分开的。 </P>
> 1975年,伯父去世的时候,我正在上海。1月9日清晨当我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场昏了,同事给我买了当天的机票,我赶回了北京。在此以前我曾和伯父通过一次电话,电话中我批评他在北京医院问过一位护士的一句话——“你说我还能活半年吗?”,他笑着告诉我那是开玩笑而已,又跟我讲:“谁都会有这么一天的,任何人去了都会有人来代替的。”1975年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他的精神还不错,我们聊了聊,我提出要和他拍张照片,但他却说等下一次吧。但是却再也没有下一次了,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P>| 欢迎光临 周恩来论坛(ZELBBS.COM) (http://zelbbs.cn.zhouenlai.info/) | Powered by Discuz! 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