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wangtia</P>
<> 周恩来的一生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弱冠之年东渡扶桑寻求真理；不惑之年救亡图存坚持抗战；古稀之年，呕心沥血，重建中日邦交。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思考，从简单的仇视到妥善的处理复杂的中日关系，在从幼稚到成熟的历史推进过程中，周恩来形成了他的日本观。客观公正地概括、总结周恩来的日本观，探求他的日本观对中日关系所产生的影响的方方面面，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之际便更显得具有特别重要、深远的意义。<BR>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被打败。一衣带水的近邻，一大一小，一旧一新，一弱一强，这最鲜明、最简单的现实深深刺激了一代志士仁人。于是，大批中国青年学子便涌向日本，探求日本强国之原因，中国积弱之所在。到周恩来赴日，留日之高潮已持续了几近二十年而不衰。学生时代周恩来已深感日本对中国威胁之大，多次在其文章中呼吁国人注意日本的危险性，同时他也深知一己之力的渺小，寄希望于努力求学，学成报国。1917年6月，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7月筹划赴日考取官费留学事宜。<BR> 周恩来赴日留学应该说是为国、为家兼有，家国并重。有些记述采取“大而化之”的手法，专挑一些材料来说明周恩来是少年有大志，志存高远的人，以此来抹杀他身上那些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东西，非要寻一些神圣的光环套在其头顶之上，实际上真真是损害了他的平民形象的完整性，因为此时历史并没有要求他舍家为国。事实上，到日本后不久，其家中便发生变故，即八叔父故去。得到此消息后，周恩来“好象是已没了知觉一样。” “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意，越想越难受” 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该来日本。如果一个人到日本去留学把家里的事天天放在心上，那还不足以证明留学目的不就是为了家吗？周恩来立志“一步步的向上走，或者也有个报恩的日子。” 这一步步的向上走，恐怕不外乎是走上仕途，光耀门庭，以挽家中之颓势。如此看来，周恩来本来就是个极其普通的人，有着普通人的感情和追求，是一个负责任、对家庭抱有责任感的正直的人。这种平民心理和平民形象倒使人倍感其人的亲切。<BR> 周恩来家中的境遇导致他常靠借贷度日。他给自己定下的“考上官费”以为家里省去很多钱，从而间接帮助家中度过难关的目标，与实现这个目标所遇到的困难，常使他陷于无奈与无助的窘况中。由此，周恩来在日本的活动圈子受到局限，基本上往来于留日的中国学生之间，又因日语不通之障碍导致了他很难与日本人真正沟通。就是与他关系不错的保田，双方交谈时也是日英语杂进。因此，他只有通过观察“以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古人说的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句话实在是谋国的要道”。 因此，周恩来日本观产生之初，其定位便是寻“谋国的要道”，学会与日本相处关系。这样一个背负着沉重家庭负担、在异国他乡遇到种种意外打击并没有沉沦的人，还时时惦着寻求谋国之道，岂不更显其精神境界之弥足珍贵。他给自己日本观的这样一种定位影响了他的一生，其日本观的全部核心就是如何妥善地处理好对日关系，而使中国从中受益而避害，这是一种从政治角度的观察。<BR> 1918年2月21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一，周恩来对过去的思想进行了反思，立下新年志向：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这种求新务实的观念，或许也与一时缠绕着他的佛禅观念有关，对他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去了解日本很有好处。1918年5月，周恩来积极参与了“拒约运动”，这是周恩来对日看法和态度发生转折的一个标志。后来，日本爆发抢米风潮“这给他一个机会去认识农民的力量并了解日本经济制度的弱点，这种经济制度是他在南开时赞颂并羡慕的。” 那时起周恩来不再把日本当作中国学习的榜样了，开始认识到它是一个压迫人民代表极少数人利益的军阀政权。而这样一个阶级组成的社会是没有出路的，中国不能步日本之后尘，应寻求更好的出路。从1919年4月5日周恩来所写的《雨后岚山》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周恩来对日本政权已经采取了蔑视和唾弃的态度。<BR> 在日本期间周恩来结识了一些坚持中日友好的日本人士,如东亚预备学校校长松本龟次郎(日记中的单人教授)、保田龙门等，也接触到河上肇的初步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想。吉野民本主义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思想的结合对周恩来早期人民观的形成当有不小的作用。在日本的生活，特别是通过对日本“米骚动“的观察，使周恩来开始思考日本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区别，人民观开始在其心中萌芽，它成了周恩来以后对日态度的一个基点。从此之后的漫长岁月中，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一直是周恩来斗争的主要敌人之一，但日本人民却是周恩来团结的对象。众多的论者都将周恩来赴日留学作为其追求新思想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变阶段，其实，这也是对其日本观产生有重要作用的阶段。留日后期，周恩来对日本社会的阶层有了朦胧的认识，其平民观开始形成。<BR> 经历了艰苦的抗日战争的洗礼，如何看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周恩来也日益走向成熟。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和日本自近代以来首次真正平等地站在了历史舞台上，作为新中国的首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再来看日本，再来谈日本，再来和日本打交道，更多地是从世界整体格局变化发展的角度来把握、掌控；从中国这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立主体的利弊得失的角度来揣度、权衡，周恩来的日本观在这一时期进一步走向了成熟。这一变化无不蕴涵于其处理中日两国关系的种种策略之中。1950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但是日本人民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美帝国主义。这一声明恰到好处的表明了周恩来日本观在新形势下的一些基本内容，即日本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是相区别的，争取日本人民是中日两国关系得以改善的突破口。以此“人民观”为基点，周恩来对日采取了“以民促官”，以民间的经济往来、民间贸易为突破口，搭建起两国民间交往的桥梁，并以经济带动政治，最终促成中日两国之间关系之真正改善。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其日本观的特点是消除隔绝与封闭，建立接触，发展往来。<BR> 于是在周恩来的积极推动下，1952年“三勇士”的访华，促成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中日贸易协议》的签署，开战后中日贸易之先河，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也就此打开。随后周恩来还因势利导采取了三项措施：遣返战后滞留中国的三万多日本侨民；宣布特赦日本战犯417人；宣布对1062名在押日本战犯的处理。这三项措施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当事者的侵略罪行与日本人民之区别，体现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气度，可谓通情达理，高瞻远瞩。它的公布震撼了日本朝野，对进一步拓宽两国民间交往的渠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日本各界人士接踵而至，中日民间经贸往来也得到进一步发展，1953年和1955年又分别签订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中日的民间交往由于日本政局的变更、干预曾有过严重的倒退，对此周恩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贸易三原则的提出，既反映了其借助日本人民强烈要求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力求以经济促政治的期望，也反映出其对日政策的灵活性。<BR> 在以民间经贸交往搭建两国沟通的桥梁的同时，周恩来还将中日两国关系的处理放入整体世界格局中去把握，特别是注意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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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23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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