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拨专款营救国宝

周恩来拨专款营救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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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中国成立的同时，一场迎接国宝归来的工作也迅速展开。1949年11月1日，政务院的各委、部、会、院、署开始正式办公，文化部也于当日正式成立，由沈雁冰任部长，郑振铎任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 　　郑振铎主持国家文物局工作不久，即从各个方面获得消息：由于解放前夕，内地收藏家所藏的古代珍贵书画、版本图籍及古钱币等，有很多流往香港，并在香港市面上正待出售，有不少属于国宝级的稀有文物。这已经引起了不少外国机构和国际文物贩子的高度瞩目，他们携带着大批美元，聚集在香港，随时准备将中国的这些国宝级文物攫之而去。郑振铎听到这些消息后，马上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紧急汇报。1951年3月，文化部正式打出报告，呈交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正式申请从国家总预备费中拨出专款，用于在香港抢救文物，并申请在香港成立“收购小组”。 　　周恩来接到这一报告后，立即同意拨出专款抢救国宝，并同意在香港迅速成立起一个“收购小组”，指示要“秘密进行这一工作”。周恩来还在报告上着重批示道：“必须是购买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要买古玩。” 　　不久，国家文物局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正式成立，由三人组成：徐伯郊、沈镛、温康兰。在“香港秘密收购小组”中，该小组的领头人物及核心人物是徐伯郊，他是一位具有高尚藏德、藏风和丰富鉴藏知识的大收藏家。 　　在徐伯郊经手购回的文物中，最早期的一笔“大生意”，也是众人最夸赞不已的“得意战役”，可说是“二希帖”的胜利回归。 　　所谓“二希帖”，乃是对乾隆皇帝所藏之“三希帖”中两帖的简称。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倒台，“三希帖”中除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仍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外，王繤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流出了宫外，被袁世凯手下的郭世五所收，曾震撼了文物收藏界。1940年秋，郭世五在北平去世，“二希”由其儿子郭昭俊继藏。北平解放前夕，郭昭俊带着“二希”去了台湾，后想将“二希”卖给台湾故宫博物院，曾找过该院院长庄严，庄很想将“二希”买下来，但因郭索价太高，而当时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立脚未稳，人心慌乱，经济凋敝，财源短缺，无力收购此连城之宝。郭昭俊无法可想，只得将此“二希”又带到香港，抵押给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眼看着其贷款即将到期，如果无钱赎回，则此稀世之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那么，国宝将很可能流出域外。1951年10月初，正在香港的徐伯郊得知了此情况，立即向郑振铎作了报告。与之同时，郑振铎也将此事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请求立即拨出专款，并采取紧急措施，一定要将“二希”购回。由于公务在身，郑振铎离开香港前，又再三叮嘱徐伯郊，马上去与郭昭俊商谈，以稳住郭氏，同时设法向银行申请，将郭贷款转期3个月或至半年，以待国家汇款抢救。1951 年11月5日，周总理对购回“二希”作了周密详细的指示。国家派出了王冶秋、马衡和华东局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徐森玉3人对“二希”作仔细鉴定，确定了是真迹无误后，即当场议价，最后以35万元港币的价格成交。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是一笔了不得的大数字了。“二希”购回后，归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举后来成了新中国重视文物和保护文物的佳话。【《文化报》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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