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岁月难忘西花厅总理大姐深情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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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花的两位主人永远不能再回来赏花了。但是海棠花印证了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的足迹，印证了他们的灵魂，印证了他们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总理和大姐生前的日子，一个叫赵炜的普通共产党员和他们一同走过。赵炜近日来到了纪实频道《往事》栏目的演播室，为我们讲述了那段不平凡的西花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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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成为总理的秘书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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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少，但赵炜是很特殊的一位。从1955年至1976年总理去世，她为总理工作服务了21年；同时从1965年起任总理夫人邓颖超的秘书，直至1992年邓颖超去世，共同度过了27年。在西花厅漫长的三十七年岁月中，她有幸目睹了共和国开国总理和他夫人的日常工作和起居生活，她说“这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工作与生活都在总理的家中，自然而然她所看到的，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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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炜的记忆中，周总理和邓大姐两个人几乎没有个人家庭生活，西花厅既是办公的地方又是居住的地方，在西花厅的日子基本就是工作。总理回到家就直接进办公室工作直到晚上，他去睡觉的时候手里还拿着文件。早上起来时，他很少在客厅吃饭，都是到办公室急急忙忙地吃。总理吃的东西很简单，豆浆、粥、玉米糊、一块面包。周总理和邓大姐虽然一起住在西花厅，但是由于他们两人作息时间不一样，所以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居然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通讯方式进行沟通。大姐常常写好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总理，或者打个电话问问总理吃药了吗、什么时候能回来。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偶尔下午，邓大姐午睡起来，看见总理没出去，就扒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说一声：“恩来啊，你是不是起来，该站着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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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相识相恋相扶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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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炜在邓大姐身边任秘书期间，经常和邓大姐聊天，大姐曾经说起过当年她与总理的恋爱和结婚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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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和邓颖超的相识源于1919年“五四”运动。当时，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而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他们彼此都听说过对方，但素未谋面。有一次开学生大会，一位同学告诉邓颖超，那个戴鸭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来，大姐当时就觉得周恩来长得很漂亮。后来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名青年男女，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邓大姐说，刚刚开始的时候，周总理跟别人说话都是说得很长很多，而跟她说话就三言两语，因为她比总理小六岁，她是小妹妹。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有趣的是，邓大姐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就扮演男的角色。周恩来借此指导她们演话剧，不知不觉地，两个人的友谊更加深了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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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等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巴黎去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周恩来去法国的时候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这个人长得挺漂亮，大姐心里知道她是跟周恩来相爱的，所以邓大姐压根就没想过将来有一天，自己会和周恩来在一起。1923年，周恩来曾向邓大姐提出过爱意，但她没有往这边想，因为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而且人长得比自己漂亮。出人意料的是，那个女孩子到了法国以后，她不太想搞革命，跟周恩来的想法不能一致。于是周恩来决定要找一个志同道合、能够一起搞革命的伴侣，这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邓颖超。1923年，周恩来从法国给邓颖超寄了一张印有李朴克纳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明信片上写到“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邓大姐觉得很奇怪，这不是求爱吗，但这种方式也确实特别。她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先跟母亲讲了，母亲先前也见过周恩来，母亲说：“周恩来在国外而你在这儿，先不着急，不忙答复。”没想到紧接着，周恩来一封信接一封信的催，大姐觉得母亲并不反对，所以就答复同意了，邓大姐说：“恩来长得是比我漂亮，我长得并不漂亮，我们也并没有计较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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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当时，邓颖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虽然他们虽然在书信往来间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受周恩来之托，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去看望她，并带给了她一封信，高君宇的这一次看望，对于他们的结合，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君宇被邓颖超称之为她与周恩来之间的“红娘”。 1925年8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东结婚了。
生命中的欢笑和苦痛
与周总理和邓颖超一同走过的日子里，赵炜几乎没有见过他们吵架，记忆中只有那么唯一的一次，但是吵架的原因她可一直都不知道。有一天晚上，赵炜刚要进总理办公室，跟总理走了一个碰面，感觉总理好像气呼呼的，接着总理对她说“（赵炜）你好好陪陪大姐”，之后拿了文件就走了。赵炜走进客厅，看到大姐站在饭桌旁，扶着凳子，也气呼呼的，她想可能是吵架了，虽不知道为什么，但也不好问邓大姐。为了抚慰邓大姐的情绪，赵炜拉着她问：“大姐，能给我讲讲你妈妈的故事吗？”那天晚上，两个人聊了很多，没多久，邓大姐也就不生气了。 总理和邓大姐待赵炜的孩子就像自己的孩子，在少有闲暇之余，他们把很多的爱都留给了西花厅里的孩子们，周总理和邓颖超都十分喜爱孩子。邓颖超曾经怀着惋惜的心情告诉赵炜，若不是当年自己不慎，她可能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1925年结婚后，邓大姐有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孩子，但是她没有告诉总理就打掉了。她自己上街买的中药，疼得连蹦带跳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她考虑到刚结婚不久，而自己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任务很重，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没经过总理同意，就把孩子打掉了。打掉以后很伤身体，后来妈妈专程来照顾她。总理知道此事以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大事，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邓大姐是第一次看到周总理发那么大的火，当时她就意识到自己错了，但是也挽救不了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是在1927年来临的，怀孕后邓颖超进了德国教会开的一个医院。这个孩子特别大，有10镑重，以至于临产的时候生不下来，就夭折了。过了没几天，国民党抓她的人冲到了医院，但因为这个医院是德国人开的，国民党也不敢太声张。医院院长安排她藏在院后的一个地方，每天都锁上门，由护士来送菜。最后他们把邓大姐化装成他们的护士，陪着母亲去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了上海。难以意料的是，这也是邓大姐最后一次要孩子的机会了。由于生孩子没有得到好好休息，结果导致输卵管堵塞。邓颖超常常跟赵炜开玩笑说，无儿无女赛仙娇，一儿一女一枝花，她说自己是赛仙娇，（赵炜）你是一儿一女一枝花，说完了之后她还会补充说，你的儿女福我也要享受享受。
周总理最后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异常不平静的年代。周恩来总理也步入了他人生中最难熬的阶段。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一个接一个的批斗，国民经济陷于停顿，一切都乱了套。作为一国行政总管，周恩来心急如焚，疲于应付。本来就已经繁忙的总理办公室，变得更加忙碌。作为总理秘书，赵炜在西花厅经历了这特殊的年代。
赵炜知道总理患了癌症的时候已经是1975年10月了，邓大姐跟他们说，组织决定通知你们四位秘书，应该让你们知道总理得的是什么病，医生按医学常规预测他的病熬不过1976年的春节。 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在场所有人的脑子一下懵了，耳朵好像都失灵了。大家都哭了，又不敢发出声音，都默默的掉眼泪。十月初的时候，总理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在之前赵炜已经有一个月没见到总理了，因为总理在动手术时邓大姐不让去。终于一次探访机会来临时，她却不知道第一句话该怎么跟总理说，想了半天实在想不出来，她就问邓大姐：“我见到总理第一句话说什么。”，大姐说“你就叫一声总理，也别说你好。”邓大姐还特别嘱咐，见到总理的时候不许哭。
一见到总理，总理便从被子里伸出手要跟赵炜握手，本来想让总理好好休息，她便说：“总理，不用了。”可是总理坚持要握手，赵炜也就赶快把手伸了过去，这时她握着总理的手，那只手真的是除了骨头就是皮。总理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要照顾好大姐。”本来已经是咬着牙把眼泪往肚子里咽的赵炜一听这话，就可真受不了了，马上就哭出来了……
并不像很多后来的记载所说的天花乱坠那样，总理临终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遗言，只是简简单单的跟邓大姐说了一句话：“一切拜托你了。”总理临终那一天，大家赶到医院的时候，所有在床头的医疗设备都撤了，一个大夫在那儿抢救做按摩，旁边站着医护人员、工作人员在那儿哭。抢救到九点五十七分，整个人的心跳、血压都没有了，总理已经停止呼吸。大姐吻了一吻总理的额头。
等到中央领导都来了，邓大姐就跟大家讲，按照恩来的交代，骨灰不保留，不开追悼会。当时李先念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分别发表意见，他们强调追悼会一定要开。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时候，本来按照正常的走法，车队最多40分钟就到了，可那天走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周恩来生前表示过死后不保留骨灰，邓颖超完成了总理的遗愿。追悼会结束后，工作人员代表大姐，乘飞机，把总理的骨灰洒在四个地方：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和山东黄河入海口。事后，邓颖超把骨灰盒保存了下来。
没有恩来的日子
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是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总理逝世之后，大姐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总理的革命精神，不断为人民服务。她不仅是共产党人的典范，也是革命家属的典范。周总理在世的时候邓大姐就把赵炜的女儿看成自己的亲外孙女，总理去世后，赵炜怕邓大姐孤独，自己从不回家住，除了工作时间，平时也常常陪她。1981年，邓大姐生病了，赵炜由于过分担心也生病住了院，出院的时候赵炜的父亲来接他们，邓大姐对她的父亲说：“你的女儿不能为你做什么，我没有女儿，可占有了你的女儿了。”
1983年，邓大姐开始担任政协全国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她在这个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了五年。邓大姐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周总理去世以后，这位顽强的老人虽然表面上保持着平静，但在心底已经不能适应一次次难以向任何人倾诉的心理压力。那时的邓大姐年岁已高，到哪赵炜都要小心翼翼的扶着，生怕出事。可怕也不行，在建国三十五周年招待会上，就一眼没看见，邓大姐就摔了一跤。1988年邓大姐退下来了，此时她已经84岁高龄了。那一年因为感冒和肺炎，她先后住过五次院。
1992年1月23日，邓大姐在医院中度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她正好88岁。赵炜瞒着邓大姐把房间布置的喜气洋洋，来的人里面有人叫她“邓妈妈”，小一点的孩子叫她“邓奶奶”，那一天，邓大姐在大家的祝贺声中过得非常愉快。
1992年7月11日，西花厅的海棠花依旧开放，但是赏花的两个人全都离去了。邓大姐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她老人家走的十分安详。病榻前，赵炜吻着邓大姐的额头，泪水以不能抑制。赵炜和邓颖超的关系早已情同亲人，所以由她捧着邓颖超的骨灰盒——16年前它装过周恩来总理的骨灰，一步步走向“新海门”。同周总理去世的情景一样感人，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沿途站满了为邓大姐送别的人。
周总理逝世的时候，一句“一些都拜托你了”何等的语重心长，邓大姐也走了，她又把自己的和总理共同的心愿交给谁呢？周总理和邓大姐一生虽然无子无女，但是却有这么多热爱他们的各族儿女为他们送行，他们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文/贾如
(来源：<a href="http://www.zelyj.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2" target="_blank" >http://www.zelyj.com/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2</A>) </TD></TR></TABLE>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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