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周恩来是在有文化修养的旧官吏家庭中长大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的外交才能可从中国文化传统和他早年家庭生活经历中找到根源,这些背景使他善于协调由于不同意见而造成的冲突,还造就了他深谋远虑、自我克制的性格。 <BR><BR> 国外学者还注意到,周恩来早年接受过西方式教育,还多次赴日本、欧洲求学,对外部世界有着广博的知识和认真的研究。这有助于他在外交活动中把握适当的方针与政策。用威尔逊的话说,这两大优势使“周比其他中国领袖更极其成功地使他的语言被西方人充分理解”。 <BR><BR> 罗纳德认为,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但马列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周恩来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来源于马列主义关于外交是国内阶级矛盾的对外延伸的思想和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周恩来外交所坚持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映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非剥削关系的思想。周恩来外交的“现实主义”也是来源于列宁主义原则。他一直认为列宁在布列斯特条约的签署以及向英、德进行外交上的主动表示是把高度的灵活性与坚定的原则性结合起来的实例。这种结合成为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中的终生信条。 </P>
< > 作为一个有着百年屈辱的外交史和艰苦的革命史而获独立的东方大国的总理,周恩来不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认同,而提出了一套有自己特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策略。国外学者对他丰富的外交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可以分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BR><BR>1、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独立自主的革命立场。 <BR><BR> 国外学者认为,反帝和反霸是周恩来外交的根本立场,代表了周的“革命性”的本质。罗纳德指出,“作为一个献身的革命者,他常常与欧洲各国外交所维持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发生冲突,而当后者要加固这种不平等的模式并增强亚洲及非洲国家对殖民主义的依赖时,这种冲突尤为激烈。”【注:罗纳德·C·基思:《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第1页。】一直到晚年,即使在中美关系缓和以后,他仍然高举“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旗帜。罗纳德分析说,周恩来坚持不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建立牢固的联合,既表明了中国的正义立场,又是“一种战略方针”,它使中国得到更大的战略选择余地,改变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结构。 <BR><BR> 反帝和反霸革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独立自主”原则。罗纳德认为,“独立自主”反映了周恩来对帝国主义的一种思想认识。在周恩来的意识形态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能防止中国依赖于美国或苏联。他努力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成功,但目的不是与美国联合,而是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立统一战线。这一原则政治上反对任何外来干涉,但并不反对平等互利的国际交流和技术转让,而只是与专制独裁强权作政治斗争的思想工具。 <BR><BR>2、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外交政策。 <BR><BR> 西方的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外交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是外交非理性“的基础。但有的外国学者也公正地指出,在周恩来那里,革命的正义与理性的外交非但不对立,反而达到了完美的结合。罗纳德称周恩来的外交是”革命实践中的理性外交“。他实事求是,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建国初的中国虽然”一边倒“,但周恩来对美国的遏制政策以及中苏谈判中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作出了现实的反应。通过外交上的努力,他在日内瓦会议上击退了来自美国及其盟国的威胁,在万隆会议上又成功地使中国步入了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行列。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