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伯鲁(江苏文史馆馆员)</P>
<>一</P>
<><BR> 张伯苓校长与周恩来总理有深厚的师生之谊，尽管他们是两个时代的人，持有不同的世界观，然而他们生前却有过近40年不平凡的交往。周恩来于1913年考进南开中学，在校就读四年，1917年毕业。以后去日本学习一年半，1919年“五四”时回国，经张伯苓特准免试进入南开大学。1920年1月因参加爱国运动在天津被捕，半年后获释，去法国继续深造，这是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时的一段经历。<BR> 周恩来在南开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在校创办“敬业乐群会”，参加“南开话剧团”，具有出色的活动组织能力及雄辨的演讲口才。张伯苓对他很器重，一再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还全免他的学杂费用。周恩来在日本上学时，张伯苓正好去美国进修，张回国路过东京，曾去看望过周恩来等南开留日学生并与他们聚餐合影。周恩来进南开大学后，张伯苓为改革学校教育，亲拟改革草案和宣言书，并委托周恩来在修身课上向全体师生宣读改革大纲，足见张伯苓对周恩来的信任。<BR> 1920年1月，周恩来率领南开学校三千多学生到直隶省公署请愿，遭当局逮捕。这年春节，张伯苓去警察厅看望周恩来和南开其他被捕学生。<BR> 周恩来出狱后，南开校董严范孙(修)决定在南开设置的“范孙奖学金”内拨款遣派两名学生出国深造，经严老与张伯苓的慎重考虑和学校的严格审核，决定派周恩来与李福景两人到欧洲留学，四年间供给周恩来共值大洋七千元的费用。这在当时一个私立学校，能拿出这样大的一笔钱来培养周恩来出国学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事情。正由于严范孙的经济赞助，张伯苓的大力支持，使周恩来去欧洲勤工俭学，并在那里找到了一条通向革命的道路，对以后改变中国之命运，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功效。</P>
<><BR>二</P>
<><BR> “九一八”以后，华北局势日益紧张，而张伯苓由于办学有方，肯为社会办实事，他的社会声望日益上升，尤其在广大青年中影响很大。张伯苓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不愿看到中国领土受日本人的蹂躏，他的思想也在明显变化，在这祖国多难的时刻，张伯苓与周恩来的情谊有了进一步的深化。<BR> 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夕，国共双方都在以各种方式探索合作之途径，周恩来在1936年5月15日曾致函张伯苓，信中说：“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自幸革命十年，所成就者，尚是为共产党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这是为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年5月16日周恩来致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信中之一段，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4—15页)。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到他们师生之间的感情是多么真挚，他们的胸襟和气度是多么的豪迈，其内容意义又多么地深远！<BR>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国民党中央曾电请张伯苓去西安会见张学良并从中说项，后来由于周恩来的参与，事情得到解决，张伯苓才没有去成。事后南开召开了庆祝大会，张伯苓在会上说：“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快，咱们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他立了大功。”<BR> 由于张伯苓在南开不断灌输爱国教育，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把主要矛头对准南开，首先用炮弹把南开美丽的校园夷为一片平地。适值张伯苓在南京，他向新闻界公开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次挫折，而愈奋勤”。他在南京还召集南开学生会负责人谈话，他说“在抗日爱国时期，南开学生可到祖国任何地方为国效劳，如愿参加八路军，他可通过周恩来予以介绍”。当时有很多校友愿意去延安，他们由学生会派人陪同到南京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受到叶剑英等人的接待和欢迎。<BR> 南京撤退以后，政治中心移到武汉，为了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团结各方抗日力量，1938年，张伯苓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周恩来和邓颖超为参政员，他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那时，南开学校已从天津迁到重庆。早在“九一八”以后，张伯苓看到华北局势日益紧张，预料中日一战不可避免，他在抗战前两年就预先在重庆沙坪坝建了一所南开分校(当时称南渝中学)，已于1936年秋开学。现在重庆一下成了战时陪都，各地人员蜂涌而来，造成很大生活困难。然而南开早有准备，房屋设备齐全，师资充足，当时成为后方最先进的学校。一些政企显要不但把子女送到南开就读，连他们家属都借住到南开宿舍区。甚至还有一些大企业单位，也因躲敌机轰炸搬到南开工作。张伯苓性情豪爽，交游广阔，在别人有困难之时，总是有求必应，伸出友谊之手，欣然相助。国民参政会有些似现在全国政协，团结全国各党派团体、爱国人士，统一政见共同抗日。按当时旧制副议长只设一人，议长原是汪精卫、后为蒋介石，所以实际工作全由张氏负责。因之南开校园热闹非凡，无形中变成了一个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BR> 抗战时，我在南开上学，第一次看见周恩来是在1939年1月，他刚从前线回来，应张校长之邀请到重庆母校来访问，他穿了一身灰色棉军装，腰扎一根皮带，裹着绑腿，精神抖擞、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地向在场全体师生招手致意，他在礼堂内作了“抗日必胜的十大论点”的报告，以他流畅的口才，清晰的说理，阐述了抗战必胜的原因，使在座全体人员受到极大鼓舞，气氛热烈，掌声不绝。<BR> 抗战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常驻重庆，他把南开做为开展抗日统战工作基地之一，他经常以校友身份到南开去拜访张校长及一些老校友、老同学。那时我家也住在南开津南村，先父谭熙鸿是张校长老友，与周恩来也很熟悉，也经常在张宅和周恩来座谈，有时直至深夜。有一个时期，周恩来邓颖超几乎每周必到南开做客，或徜徉于梅林树荫下，或在教学楼前浏览墙报，或到一些校友家去串门聊天，或观看一些学生表演活动，大有宾至如归之感。<BR> 有一年，张伯苓七十诞辰，很多南开校友和社会名流来南开祝贺，当时恰好有一付滑竿放在那里，周恩来与张励生(南开校友，曾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内政部长)让张校长坐上滑竿，把他抬了起来，引起在场的人拍手叫好。第二天校园内就有这样的诗：“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深，佳话山城扬”，隐喻国共合作，一时传为美谈(见《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P316)。爱国教育家陶行知亦曾题诗《张伯苓先生七秩大寿》：“‘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园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重上八里台”。陶先生在“两园桃李一手栽”句下加注说：“国共两党皆有先生高足。”这足以证明张氏不只是大教育家，还是出色的爱国统战工作者。</P>
<><BR>三</P>
<><BR> 解放前夕，张伯苓在重庆，对他今后的去向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周恩来没有忘记老校长，曾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托人带信给在香港的老同学王恩东(金城银行南京分行经理)，叫他向张伯苓透露：“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的笔名。见《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P350)。当张伯苓看到这封来自香港的无名信，知道他的学生周恩来还在惦念他，他顿时思想开窍，尽管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数次去沙坪坝南开“催请”他去台湾，但还是毅然谢绝，留在大陆。解放后，由周恩来电西南军管会，让他们协助派飞机接送张伯苓一家回到北京。1950年夏，我在北京工作，曾数度到小酱坊胡同29号傅作义家去看望张校长，悉知周总理已来看望过老师，还设便宴招待。<BR> 张伯苓于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逝世，周总理接到消息后，立即赶到天津，由市长黄敬(南开校友，原名俞启威)陪同去张宅吊唁，由他牵头组成了治丧委员会，还送了花圈，上面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张伯苓逝世后，他一直对师母王太夫人的生活多方照顾，直到她1961年去世为止。<BR> 现在，张校长墓、周总理的纪念碑和塑像，都建立在南开大学百花盛开的校园里。1994年10月17日南开母校90周年校庆，我去天津参加纪念活动，在张校长的家属瞿安贵三嫂(张校长三儿媳、瞿秋白烈士侄女)陪同下，我们在校长墓前及总理塑像下凭吊、鞠躬默哀，想不到这两位伟人又聚在一起了，一位杰出的爱国教育家，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从他们几十年不平凡的交往中，反映出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从中国人民的苦难到中国人民的觉醒。</P>
<> 来源：周恩来纪念馆馆刊《丰碑》第9期（2004年1月）</P> |
发表于 2005-5-12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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